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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封控措施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大家對清零政策對經濟的打擊相信都心裏有數，我在這裏就不提了。清零措施的效益呢？這要視乎它能救多少人命。

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必須跟隨全國抗疫政策，積極配合；但同時我們應摸索出一條適合香港自己的抗疫政策和應對方法，釐清我們的抗疫目標，探索到底可以怎樣做。擺脫清零、共存之爭，盡快令香港走出困境。

對抗疫情，最「正路」的方法始終是開發疫苗、特效藥，以生物科技帶動研發工作。動態清零的方式是結合醫護和行政措施，好處是見效快，但耗用的人力物力太大，只屬一時之計。

700多萬的香港人，必須完全卸下「剝花生」，以看疫症疫情自編各式疫劇的自私心態面對，畢竟，整個香港大局的全體持份者，就是支撐要戰勝第5波疫情的最大安全力量，提供最大的保護傘。

目前應對的方法只能是採取在內地行之有效的封城，按小區逐步封區檢測、消毒。封區當然要禁足，否則何來封鎖。

問責是一回事，但硬說政府沒有落實動態清零，而且是故意放軟手腳、陽奉陰違而造成今日局面，我覺得是言過其實，把抗疫工作過度「政治化」了。

去年5月底，第4波疫情結束，袁國勇建議政府準備第5波的到來，向市民推廣疫苗接種。但是，政府浪費了寶貴的7個月，打疫苗進展緩慢，欠缺推廣。高官口口聲聲「以風險為先」，請問之前做了多少風險評估？

生死有命，我們能做的本來就極其有限，而且不打疫苗又感染病毒，會否更加危險？

前幾日有位記者訪問駐武漢辦前主任馮浩賢武漢封城一周年的感受，他答：大局不由他控制，但小事由我做起。每個人做好自己抗疫的份內事，聚沙成塔，互相幫助。

香港缺乏應有的條件去複製內地的做法，這是事實，即使如此，也並非什麼也做不了，起碼強制某個行業檢測是可行的，現在才開始強制護老行業員工、的士司機檢測，雖然遲了，但起碼是一個開端，證明自設禁區是愚不可及。

當今世界無疑處於百年難得一遇的大變局中，中國與美國處於什麼階段？也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答案必須建基於一些實質證據，而不是各自憑空猜測。近月公布的一些數據，可助我們作出正確判斷。

微軟創辦人蓋茨周二在《華爾街日报》CEO理事會發表講話，力排眾議，認為中國實行「封城」，有效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他又坦言，即使疫苗面世，民眾對疫苗安全性感到疑慮，將會帶來挑戰。

正當各地專家在爭論全面封城和群體免疫之間的利弊，羅默提出了「全民檢測」這另一選項。羅默老早撐聶德權？其實只撐了未夠一半。

一個又一個「荒謬」的疊印，是香港社會現實的新場景；鐵帽子橫飛，是常見的「荒謬」，電影界名導張堅庭因說過封關抗疫，竟被指為「港獨」……

城大傳染病建模小組發現，第三波疫情的爆發，與獲豁免強制隔離的入境感染者有關，而香港在6月19日後放寬了社交距離措施，加劇情況惡化。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近日追蹤內地早前為遏止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傳播而採取封閉式管理措施的環境效益，發現封城顯著提高了區域空氣質量。

科大研究最近發現，全民戴口罩是具迫切性的非藥物解決方案，可以在沒有任何有效疫苗或治療方法面世之前，遏止新冠肺炎傳播或防止第二波疫情爆發。

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港大帶領的國際研究團隊提出一種嶄新方法，採用人口流動數據，準確預測新冠肺炎傳播的規律，並建立風險評估模型，可於早期識別出傳播新冠肺炎的高風險地區，有助公共衛生專家及各國政府盡早實施傳染病防控措施。

現在疫情已席捲世界，每天傳媒都不厭其詳地以圖表方式顯示各地疫情發展，清楚看到各國情況都是同出一轍，確診個案在短期間由低位突然爆發上升，有如火箭騰空。

一場史無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個角落衝撞，死亡籠罩着這個星球。但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其中多少人禍是可以避免的呢？

在疫情襲擊的恐懼中，我們更不可以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的行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並沒有走出險境。

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的恐懼，我們缺乏的遠非控制疫情的疫苗！我們缺乏常識；我們缺乏見識；我們缺乏透明度；我們缺乏同理心；我們缺乏擔當；我們缺乏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最近發表研究進一步證實，假如在疫情爆發初期，政府沒有果斷對武漢市執行史無前例的封城令，中國國內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數將遠比現有數字高。

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們願意付出的經濟代價又是多少呢？

非常時期做非常規決策，央行以往僅依靠其他商業銀行辦事，但商業銀行本身有其風險衡量。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而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筆者認為，香港應認真考慮重新向已證有效遏止本土個案的地區「開關」。這是重新啟動經濟，給飲食業、零售業、酒店業、運輸業等重現生機的重要一步。

這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現已幾乎遍布全球每一角落，所謂病毒會在夏天後減退的說法，仍是一個有待證實的假說，而且就算屬實，又會輪到南半球的國家擔憂。之後大家又問：夏天來了，秋天還會遠嗎？

日本、南韓、伊朗、意大利等國家，都在出現零星個案不久，即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而且很多都不知道是如何感染，沒法像香港那樣，從源頭加以堵截。情況令人沒法安心。

筆者分析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整個過程，中共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幾個特點。

袁國勇憶述，他1月在北京就武漢肺炎疫情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防控視窗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採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以2020年土木相會為下一個運「九運」開始，我們已是步入下元九運之卦，卦為離。社會早已出現分離之象，反修例風波中，不少黃絲少年與藍絲家長爭吵，家庭不和思想分離；疫情下出現「封城」或隔離，更顯分離之卦。

今時今日疫情平息之後內地用什麼方法去刺激經濟，招數並不多，難度也大，比2003年要遠為艱難。

在《鼠疫》中，卡繆的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鬥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

有朋友說，如果林鄭月娥平時能夠取得市民的認同，也許大家願意一起共度時艱。可惜，她的自大妄為和叛逆民意，成了一大障礙。這又是更深遠的問題了。

封城的短期成本不少，但中國地方大，而且復元力強，長遠成本可控，而且會被人民其後的加倍勤奮抵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