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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是重要的傳承，一代接一代，如跑四乘四百米、要各人都努力，才可以薪火相傳。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筆者相信各國政府紛紛將會增加研發（R&D）資源，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加速自身的經濟轉型。香港也不應例外，政府應作多方面改革，促進本地大學的技術轉移發展，使其科研成果成造福社會的商品。

中國人與猶太人有一點歷史優勢是很相似的。猶太人的悠久歷史為這民族留下許多寶貴的社會規條和智慧箴言。我們中國也是這樣。在謝博士床邊常放着幾本書，其中就有一套「四書」，當中的警世箴言是何等豐富。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比較各國經濟實力的前提是採取哪一種算法。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以用原有的國民生產總值算法，原因有三。相反，要採用其知心好友，費雪（Irving Fisher）的財富算法。

經常有人推崇大學的人文教育，本意為何？要維持大學問，學生需要什麼特質？

大學之所以為大，和我上一節所說的推行人文的教育也是息息相關的。我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呢？

當下我們對一所大學的成敗判準，往往集中於其國際排名、畢業生在名牌企業的就業率等，容易使人誤以為大學主要是為企業機構培育能幹的員工，或教授的專題科研比啟迪本科生的整全教育來得重要。

大學教育就是要把「人」字寫得更大、更好。大學教育，師生互動，究是從情義中來，幾年的本科學習，總要踏入社會，謀生與處事，生存與生活，都難免向名利走去。

這年的中六畢業生，沒有了畢業典禮，逼於無奈地失去了許多與同學相處的時間，卻有人可從逆境中磨練出堅定的意志，成就自我。

廣州市和深圳市應用與基礎科研發展失衡，相反香港擁有較良好和堅實的基礎，理應為兩地人才互通取消限制，強化大灣區各地協作效力。

疫症過後的生活可望重返正軌，學術自由若是喪失則影響較疫症更為深遠，怎能輕視呢？

政治考慮凌駕學術判斷、專業自主的禍害有多深，看看內地李文亮醫生作為武漢肺炎的「吹哨者」，卻被視為造謠，之後更被訓誡，導致錯失防疫黃金時期的例子，便會知道。

大學需要加強本科生的教學及學生事務工作。這次修例風波警察拘捕的數千人當中，有為數不少的大學生及中學生，他們為什麼會無畏無懼的走上街頭，甚至做出各種破壞行為？香港的教育百病叢生，在這次風波充分暴露出來。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說絕對權力高高在上，只接納順耳之聲，所接收的訊息便有局限。

我留意到有大學管治團隊主張大學因政府管治問題成為代罪羔羊，認為政府有責任承擔維修開支。我認為此番言論頗為誤導。

勞福局長羅致光話失業率上升，大學畢業生搵工不是很容易，叫他們投身護理服務，我認為羅局長講錯，護理服務是厭惡性行業，未必適合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一個社會發展需要倚靠年輕人；認真傾聽 ；盡量解決問題；是否比消極地說放棄更加有積極意義？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所謂「失去一兩代人」，整個社會更可能要面對持久的仇恨和對立，無論你持那個政治立場，這結果都不可能是一件好事。

參與暴力的人士，不知有多少是大學生，為何今天香港有些大學生會成為暴力的追隨者，為何他們不循合法的途徑去宣洩他們的不滿？

大學應該有思想多元化，但是總有一個限制，一是法律，二是道德。漢奸言行與仇恨政治是絕不可容許的，不嚴加禁制，香港的大學便會一直淪陷下去。

各大學校長對事件表示關注，不認為暴力對現況有利，期望能各方能和平理性展開對話。

中美貿易戰將有機會影響本地學術界，然作者認為政治絕不應該凌駕學術自由發展，希望美國盡快懸崖勒馬。

大學因權力而墜落，學術界送終自我實現！

與一般中國大陸的城市對比，除了上海以外，香港的生活環境都比較舒服。我想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在香港住慣了，不會願意往美國或其它國家居住。筆者在美國住慣了，十分喜歡回到香港訪問，但是不會願意回到香港居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公布八項政策措施，鼓勵兩地人才作進一步交流，卻會加重未來本地勞動力負擔。

領導及管理層的權力有否受到校內的機制約束？還是校長及管理層可以隻手遮天之餘，更善用機制及制度的漏洞，欺凌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員工，製造恐懼，逼使其他的同事緘默？

誰來評論中國？如果13億人都噤聲不語，只靠最高領導一個人的腦袋，試問中國哪來長期的創新和進步？在任何制度下，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都是發展的必要條件。

近年經常聽到許多教育界以外，尤其是工商界的朋友，談到對於年輕人的期望，都會提到一些知識與技能以外的元素。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把人的素質，局限在知識與技能。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我突然在唏噓之處興起不如擱筆要不寫這專欄了，因為這專欄由他們成長開始素描，不覺十多年，夾議夾敘，批評了教育當局，尤其負責人的虛偽，要莘莘學子接受一套自己也不相信的學習理念。

育兒是場馬拉松，起跑線有兩條，終點線也有兩條，孩子從父母的肩膀上出發，父母依照孩子的發展規律引導孩子開始長跑，跑到孩子可以獨立生活，追求幸福的終點為止，這就是父母的任務。

若聯招辦事處也不公布大學課程收生平均分，幾乎可預料一、兩年內大學的收生安排，很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一位北師大的教授說，大灣區的特點，是很多移民社會，因此社會文化比較講究包容。照這個說法，香港是中國與國際的一個接合點，大灣區又恰好是香港與內地的一個接合點。

GPA代表「平均積點」，是大學課業的評分。可是我今天希望大家留意的GPA，有另一種含義。

美國民主黨對中國貿易等各方面更加不滿，言辭上、策略上更難對付，中美鬥爭是長期鬥爭，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本社周年論壇邀得香港三間大學的校長對談，討論創科新發展；另邀得企業高層和學者討論，就中美新關係發表看法。

對一個中國學生來說，美國課堂是陌生而又有趣的，只要有足夠的信心和積極的態度來適應美國課堂的文化，就能收獲很多。

尋回立志當學者的初衷，立足於一己赤誠的初心，莫失莫忘，才是在大變局下不被動搖，不會變得搖風擺柳的不二法門。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經濟發展，人才先行。面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香港人才培養還是幾十年不變的面向英美嗎？

大多數的中研院院士，在各領域有顯着的成就。台灣政府應當利用他們以促進台灣各方面的發展，包括科學，教育，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紛爭不絕。社會關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個疑問：究竟大學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大學已經不是純粹作學術性學習的地方，大學收生也因此不能只看學術成績。這種大趨勢已經不可逆。但是大學要在收生政策上作任何改革，必然會遇到起碼兩方面的挑戰。

教育是一個非常堅固的建制，為經濟發展提供人力資源，為個人提供就業能力，幾乎是牢不可破的信念。但是在大學的運作中，正在開始出現種種離開傳統觀念的桎梏。相當基本的變化，正在悄悄地發生。

在教育上，中國需要大量的合資格教授，這些人最好能擁有博士學位；在科研上，我過去也指出，中國對高級科研人員有重大需求。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讀大學的目的就是要學做人，是接受生命教育，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找到人生的意義和目標，卻又不以自我為中心，因為作為一個全人，我們需要有多方面的成長和發展。

老而貧是人生最淒涼的晚景，難怪現在的年金改革，造成很多教授的不安，繼而考慮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