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基本法

我不說，不代表你們停下來不思考，你們可以進行思考。這件事是有責任的，因為搞不清楚責任，搞不清楚問題所在，就沒辦法重新出發！這件事情還是有必要重新梳理的！

林行止認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許會成為特朗普與中國貿談的「籌碼」，因此，特朗普肯定會走盡法律「漏洞」，延宕其成為法律的日子！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回應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聲明，指法工委的聲明似乎表明，香港的法院無權以不符合《基本法》為理由，將香港的法律裁定為無效。如果是這個意思，無疑是令人詫異及震驚的。

在「止暴制亂」成為中央對港政策之下，今次解放軍現身協助清理暴徒造成的路障，與將來在必要時，應港府要求維持社會治安，只是一步之遙。

民主派早前就《禁蒙面法》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法官林浩雲和周家明在判詞指出，《緊急條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任何危害公安的情況時可立法，並不符合《基本法》規定。

當前香港社會已因「反送中」條例修訂而「烽煙四起」、亂成一團，林鄭政府和其唯一支持者警察，均因失信於民及殘暴對付抗爭者而成港人公敵，在這種情形下，敢問特區政府能如何為23條立法？

今年（2019年）的四中全會索性直截了當不迂回地說要對香港「實行管治」，不再提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了。這個歷程表明，中共其實是一直處心積慮思考如何直接統治香港的。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觀察到「港獨」或其他激進分離勢力有什麼活動，是因為沒有第23條立法而「不斷加劇」的呢？假如有了立法，這些活動是否就可以檢控、定罪，因而會受阻嚇、遏止呢？

有聲音認為土地房屋等公共資源有限，港府需取得單程證限額決定權，更好地控制本港人口增長，保障港人生活素質。

香港回歸22年，換了四位行政長官，前面三位都沒有做足10年：董建華做了8年，曾蔭權7年，梁振英5年。現任的林鄭月娥，目前很少人相信她會做到10年。

最近幾年，香港特區流行一個概念，叫「政制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一個中心政治議題。既然香港特區的政制五十年不變，為什麼還要發展呢？「發展」不就是「變」嗎？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覺得市民除了五大訴求以外，從法律的途徑追究賠償。而賠償的責任應由林鄭和意見提供者以私人的身份負起。他提議國際仲裁，五大訴求的合理性，還有賠償的問題，應該在國際上爭取承認。

香港人爭取民主挑動不了中國的民情，習主席可以放心。但中央在香港霸王硬上弓，卻令國家在全球輿論失分，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布局。

議員們要法庭打掉的不單是《禁止蒙面規例》，更是特首按《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看來有的便宜立例之權。政府則是要法庭判斷並確立這便宜立例之權符合《基本法》，讓特首日後有穩妥的法律工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無論中美貿易戰進展如何，香港須充分利用基本法賦予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的制度優勢。

在難以識別其「真身」的情況下，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我認為實施《禁止蒙面規例》有其必要性及逼切性，以協助警方執法，止暴制亂。

特區政府這次引用《緊急法》來訂立《禁蒙面法》的舉措，除了是繞過立法會外，更令人相信其程序和安排，超越了憲法和《基本法》規範。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我們要擔心的不是香港在2047之後怎麼樣，而是從現在到2047怎麼樣：眼前這場政治風暴何時完結？風暴過後，「一國兩制」能否排除障礙，順利發展，贏回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

如果靠惡可以取得一國兩制的定義權和解釋權，我們還要法治嗎？我們還要《基本法》嗎？不以《基本法》和法治為根據的一國兩制，還有意義嗎？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項比較簡單的文件，開宗明義說明兩國政府一致認為通過協商妥善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有助於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用撤回代替壽終正寢，這本是字眼上的無聊爭議，唯一作用便是對黑衣人說我已讓了步，你們還待怎樣？

究竟香港九七回歸以來，出了什麼大問題？這裏暫不談經濟民生，並非不重要，乃因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諸三方面。

雖然《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1997年回歸時也獲當時的臨時立法會確認通過，但面對今天香港的憲政體制以及社會環境的轉變，該條例的適用性、執行主體、措施內容，又應如何理解。

我們是應支持《緊急法》的，待暴亂消失後，《緊急法》也可隨着停止，回復正常。這個代價值得付出。

烈顯倫歸咎於過去20多年來，殖民地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被特區政府推到極致，導致富者愈富，大多數人卻沒有受惠。他認為這是造成廣泛不滿情緒的社會根源，並不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解決的。

我認為：孤立地去調查「反送中」事件是沒有意義的。最徹底的做法莫如重新檢討《基本法》，成立《基本法》修訂委員會，收集民間意見後，交人大拍板。

內地民間輿論大都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強硬對待香港，不過中央政府對香港內部的深層次問題應有較準確的了解，看到打擊反對力量的強硬措施只能治標，爭取人心回歸的柔軟政策方能治本。

回顧過去20多年，不難發覺各方面的着力都集中於行政長官選舉這個課題，而將立法會普選貶為次要。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現在面對一個中央政府高度自信、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的年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會日益艱難。相信出路還是要談到「初心」。

香港的管治，應該是中央代表國家進行管治和香港高度自治相結合，兩者都應該重視。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因此很多深層次矛盾要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這些矛盾，無論中央或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

饒戈平教授說，如果要在香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就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中央」、「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饒戈平新作《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取自《周易•益•彖》中的「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語，寓意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成功實踐及人們的理解認識，都處在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需要不斷提升。

反對修例人數之多、情緒之激烈，前所未見，暴力衝突升級以至失控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如果政府堅持修例，對抗升級，衝突加劇，萬一發生嚴重傷亡，對香港和國家造成的傷害將難以估計。

劉兆佳同意，修訂《逃犯條例》引起全城關注，但特區政府已經一再調整草案，包括將引渡罪行的刑期門檻增至7年或以上、加入無罪推定等條件及引渡必須由中央機關提出等內容，修例實屬合情合理。

修訂《逃犯條例》將嚴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對內地和香港做成長遠、無法挽回的傷害，進一步擴大內地和香港的制度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絕對不能倉促行事。

泛民屢次恐嚇，若修訂通過美國便會撤銷《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香港將失去一直享有的國際地位云云。我認為這些說法危言聳聽，皆因香港一路走來，國際關係網十分牢固，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

每處地方各有自己的「紅線」，例如英國明文禁止公開發表煽動種族和宗教仇恨的言論，而香港亦有法例針對發布惡意言論損害其他人的聲譽，反映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而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走向國際大都會，新界原居民做了最核心的貢獻，為什麽大家都看不到？新界的歷史是由愛鄉愛土開始書寫，留下愛國愛家血跡斑斑的一頁。

香港應何時進行23條立法？有傳聞說中央政府完全放心由林鄭決定；但也有說中央政府認為立法不能再拖，甚至要求在本屆政府任內完成。

立法會議員犯了罪被判監禁，不會馬上失去議席。但在監禁期間，議員是否可以履行職務，包括出席會議呢？

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財多好辦事，在社會政策上大手筆投入、不斷動用公帑「購買」社會和諧，卻迴避老大難的問題，已經成為本屆政府的一項「特色」！

以現有的「一次性個案」方法先解決問題，對兇案死者的家屬是最大幫忙。現在因移交逃犯的爭議鋪天蓋地，反而令人忘記了案中家屬的悲痛，很明顯是輕重不分。

丁屋政策不是法律，是原居民固有的合法傳統權益，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本來就是祖傳的。

在以往的會面中，主要是談特區參與國家發展的李克強，今次特別提到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比較罕見，顯然意有所指。

國歌法要通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在今天的政治氛圍下，要在準確實施全國性法律和顧及內地與香港差異之間取得平衡，比回歸初期實施國旗法和國徽法時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