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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的首度發言代表他對珍惜香港法治的廣大市民和國際人士一份莊嚴承諾。讓我在下面節錄其中要點，並作適當解說。

今天不少港人質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將會退任的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相信香港依然有法治，因為法官仍然是根據《基本法》和司法誓言去處理案件。不過，馬道立迴避提「三權分立」這個變得敏感的言詞。

對於原訟庭去年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表示「嚴重關切」。法工委發言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政府對通識科施大手術，連名稱也以被污名而要更改，充滿撥亂反正的意味。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此舉並非政治凌駕專業，而她也不是收到中央指示去做。既然如此，容我以教育角度談論通識科的「亂」和「正」。

林鄭月娥說，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並不客觀持平，特區政府要修補國際形象。修補形象，要弄清楚為什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你。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隨着政治氣候改變，當局透過《港區國安法》要求所有公務員都須宣誓效忠，是大勢所趨，原則上也沒有問題。

美國最崇尚三權分立，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受到行政和立法兩權粗暴的干預。在香港，法官的任命完全由司法界自主，雖然《基本法》寫明大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經立法會同意。

如果用普通世俗，大家都容易明白的方式去勾劃普通法的重點，可以用八個字，就是「無罪假定、寧縱莫枉」。

上星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一篇長達十多頁的聲明，詳細解釋了香港普通法制度包括的原則和確保司法獨立的要素。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聲明，表示鑑於社會近期對法院裁決的評論、意見和批評，希望重申本港司法工作的一些基本及重要原則。

《港區國安法》是由不是奉行普通法的內地草擬，通過前沒有經過在港諮詢，難免令一生在普通法地區審案的外地法官感到疑慮。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政治體制並沒有實行三權分立，必須糾正。林鄭月娥表示，行政主導不等於特首會干預司法獨立，特首亦有責任確保《基本法》得以全面貫徹準確落實。

回看夏寶龍的名字，夏又是一年的第二季，以上整個《港區國安法》立法和實施過程都發生在夏季，夏10劃，指人大夏季在北京立法！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在這場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中，香港有很多學者、法律界人士、評論員很認真地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相互關係等等，但沒有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亦因此只能與中共官員各説各話。

香港的法律界往往只曉以他們熟悉的普通法觀點來理解「三權分立」，既缺乏歷史視野，亦不懂現實政治，卻又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港府引發有沒有「三權分立」的爭論，試圖一錘定音：「沒有！」跟着，官員和建制派紛紛拿出理據，合力炮製一宗「三權分立謀殺案」。

林行止指出，經濟硬體一流的上海和深圳，搞了這麼多年，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竟無法與經濟增長同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如此，核心問題便是三權不分立而是「互相配合」致之。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泛民議員走一批、留一批，留下的本來不是抗爭派，留下之後都要變成抗爭派。除非泛民總辭，否則立法會來年仍是不會平靜的。

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97前和97後，香港的管治為何會南橘北枳呢？

因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連任資格的議員，可以繼續出任議員，因為參選人和在任議員違反了擁護《基本法》的要求，有不同的法律後果。

施永青認為，香港後期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我認為為了讓香港人走上一條歪路，反對派早有部署。

押後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在《基本法》的條文裏找不到解決辦法。這又一次說明《基本法》有修改的必要。

特區政府嚴厲批評美國政府對11名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的「制裁」，形容該行為屬卑劣及無恥。

一些年輕人，特別是畢業生和在學的，都問筆者，是否還應該報考公務員，以及未來前景如何？在當前的經濟大環境下，公務員的穩定收入、前景和發展，絕對在未來三至五年，比起任何行業都來得好。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會有什麼新變局？在這條法例訂立過程中，民間社會，特別是反對派出現什麼情況和問題？且聽民協前主席馮檢基娓娓道來。

當時我在不同崗位上都有涉及草擬法律工作。我首次主理草擬的法案就是於1978年為輸送電力服務提供者設立土地和其上的地役權，以及相關事宜的香港法例第357章 《供電網絡（法定地役權）條例》。

筆者將70多年來中共違諾的斑斑劣跡整理出來供讀者參考。從中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這次「反違諾」鬥爭是如何了不起的。

從最新參選9月立法會議席的某些候選人的政綱看來，他們果真將否決財政預算案作為首要任務。認同這個看法的論者，認為每個議員都應該堅持個人自主權，決定接受或不接受政府的施政方案，包括財政預算案。

《港區國安法》是根據《基本法》第18條在香港公布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第18條的有關規定，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泛民初選投票人數高逾60萬。《信報》創辦人林行止認為，觀乎「候選人及選民毋懼『懸劍』、冒着燠人的溽暑及隨時被毆被捕風險的堅定意氣，反建制派在9月6日的選舉中獲過半數席位，並非奢想」。

若國安法執法不善，若深層次管治危機不去化解，以政治重建厲行革新、挽回廣大民心，則矛盾會愈多愈深。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如果《國安法》是《基本法》的「下位法」，《國安法》就不能牴觸《基本法》；如果兩法同級，則《國安法》不會因與《基本法》不符而失效。實質的問題是：兩法之間是否有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