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基本法

泛民把香港弄成這個樣子，現在卻想一走了之，他們怎對得住香港人？

有人擔心愛國者的定義模糊不清，其實愛國者的底線是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那是每個市民應有之義。

北京意識到，反對派正有步驟地奪取香港未來的主導權。中央政府怎能掉以輕心？所以必須完善香港的選舉方式，以確保香港的管治權不會落入西方代理人手裏。

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欲透過香港選舉制度，保證未來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能夠互相配合，加強合作。中央政府此舉並非只是單單增加原有議席，而是要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權力。

過去歷次「政改」引起的爭議，關鍵在於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循序漸進邁向普選時，「愛國者治港」怎樣得到保證，今次得償所願？

儘管「愛國者」一定很高興在這種「恩庇侍從制度」下享有政治特權，但「愛國者」的內部是否團結，會不會產生分裂和互相競爭？

《基本法》第121條在有關租金不變的條文中，列明「鄉村屋地」、「丁屋地」，而第40條卻沒有列明丁屋或丁權。這是否表示在草擬此條文時，人大有意保留丁權可以因時因地而改變的彈性？人大可否做得更多？

港澳辦夏寶龍主任提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堅持5項原則，除了依法辦事，還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

借用財政司司長近日用語，要睇餸食飯，必須讓大家清楚知道，將來可以興建丁屋的數目上限。

特區政府將於26日（周五）把有關規定區議員宣誓的條例草案刊憲，下月17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預料在今年第二季完成三讀通過。

面積有限，不可能無限擴充，當所有土地用盡之後，便無以為繼，因此演繹權利是必須的。

假如梁振英的意思是指把特首產生辦法由選舉改為協商並不違反《基本法》及毋須釋法，這說法沒有錯。

香港政治版圖改變會否蔓延至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近日前任和現任特首先後就此發表評論。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本社專訪，解釋如何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的有關條文。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的首度發言代表他對珍惜香港法治的廣大市民和國際人士一份莊嚴承諾。讓我在下面節錄其中要點，並作適當解說。

今天不少港人質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將會退任的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相信香港依然有法治，因為法官仍然是根據《基本法》和司法誓言去處理案件。不過，馬道立迴避提「三權分立」這個變得敏感的言詞。

對於原訟庭去年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表示「嚴重關切」。法工委發言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政府對通識科施大手術，連名稱也以被污名而要更改，充滿撥亂反正的意味。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此舉並非政治凌駕專業，而她也不是收到中央指示去做。既然如此，容我以教育角度談論通識科的「亂」和「正」。

林鄭月娥說，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並不客觀持平，特區政府要修補國際形象。修補形象，要弄清楚為什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你。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隨着政治氣候改變，當局透過《港區國安法》要求所有公務員都須宣誓效忠，是大勢所趨，原則上也沒有問題。

美國最崇尚三權分立，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受到行政和立法兩權粗暴的干預。在香港，法官的任命完全由司法界自主，雖然《基本法》寫明大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經立法會同意。

如果用普通世俗，大家都容易明白的方式去勾劃普通法的重點，可以用八個字，就是「無罪假定、寧縱莫枉」。

上星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一篇長達十多頁的聲明，詳細解釋了香港普通法制度包括的原則和確保司法獨立的要素。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聲明，表示鑑於社會近期對法院裁決的評論、意見和批評，希望重申本港司法工作的一些基本及重要原則。

《港區國安法》是由不是奉行普通法的內地草擬，通過前沒有經過在港諮詢，難免令一生在普通法地區審案的外地法官感到疑慮。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政治體制並沒有實行三權分立，必須糾正。林鄭月娥表示，行政主導不等於特首會干預司法獨立，特首亦有責任確保《基本法》得以全面貫徹準確落實。

回看夏寶龍的名字，夏又是一年的第二季，以上整個《港區國安法》立法和實施過程都發生在夏季，夏10劃，指人大夏季在北京立法！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在這場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中，香港有很多學者、法律界人士、評論員很認真地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相互關係等等，但沒有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亦因此只能與中共官員各説各話。

香港的法律界往往只曉以他們熟悉的普通法觀點來理解「三權分立」，既缺乏歷史視野，亦不懂現實政治，卻又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港府引發有沒有「三權分立」的爭論，試圖一錘定音：「沒有！」跟着，官員和建制派紛紛拿出理據，合力炮製一宗「三權分立謀殺案」。

林行止指出，經濟硬體一流的上海和深圳，搞了這麼多年，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竟無法與經濟增長同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如此，核心問題便是三權不分立而是「互相配合」致之。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泛民議員走一批、留一批，留下的本來不是抗爭派，留下之後都要變成抗爭派。除非泛民總辭，否則立法會來年仍是不會平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