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城市規劃

從長遠策略考慮，筆者多次提出香港應積極配合國家戰略發展而重新定位，從而制定長遠的產業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人力政策、社福政策、醫療政策等，繼而制定長遠土地空間規劃和城市設計藍圖。

筆者認為交椅洲人工島的軸心發展願景是成為「全球門戶」，利用香港獨特優勢，讓這十平方公里土地成為全球最自由貿易區，讓國際社會能在這片中國最自由、最開放、最安全、最國際化土地上進行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活動。

世界正在經歴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國家和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常言道：「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面對變幻莫測的時局，規劃必須有一定韌性和彈性去應變。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於去年12月舉辦「築動你想像多媒體創作大賽」鼓勵大眾發揮想像。大賽成功徵集了數以百計創作，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參賽作品均展現對未來的期盼，以及無遠弗屆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一般普通人不明白，家居的坐向有什麼作用，對堪輿家而言，這往往是決定一個地方風水吉凶的關鍵。

我認為現時並非推大型商業用地的好時機，如果這塊地尚未公開招標，那就不妨押後處理。但我反對公開招標後，在有足夠的競爭下，有人出價高過底價，政府仍決定把土地收回不賣。

博匯智庫一直以來都認同中部水域人工島的區位優勢及其運輸基建對全港發展的重要性，只是對其成本效益和財務安排可行性存疑。

香港社會因貧富差距懸殊而帶來的種種問題仍然存在，需要本届特區政府來面對和解決。對14年土地供應鏈的發展進程，政府跟着要多做解說工作，提高資訊的透明度，釋除市民疑惑。

白金漢宮對外展示的一面，很多設計元素的靈感，是來自香港，來自同樣莊重構建、沉穩威嚴令人憧憬法治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即今之終審庭）。香港跨文化、跨語種、跨世代的獨特生命力，從來都是創新、試驗的好場所。

土地和房屋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載體，是人類賴以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質和心靈基礎。一個能提供足量土地的靈活策略性規劃框架，將有利於短期解民屋荒之困、中期發展經濟新引擎、長期利用適切人口與人才政策。

屋宇署、規劃署、地政總署3個部門的審批工作緩慢，耽誤時間和增加不確定因素，一直為房地產界及專業界詬病。今次政府架構重組，應該是針對糾正從前發展過程中的短板和迎合未來發展計劃的需要。

在提供更多機會讓公眾參與之餘，仍能保持規劃申請制度的效率，是不容易拿捏到適當的平衡。

現行《城市規劃條例》在1939年制訂，該條例由制訂至今，原有內容大致上一直維持不變。隨着本港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日趨複雜，條例中的各項條款，已經過時，實在有必要徹底檢查及更新法例。

政府叫地產商賣樓時不要叫價這麼高，自己卻不肯降地價，是否自相矛盾？

政府估計北部都會區建設需要20年才竣工，其中單是洪水橋連接深圳前海也需要7年之久。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香港創科發展絕對不容停下來，筆者建議政府可先摘下《施政報告》中的「低垂果實」。

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既要設置CBD，又要容納70萬人居住，未算到區內上班人口，其常住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7萬人，比全港最稠密的觀塘區更高，令人質疑各種參數是否在規劃上相容協調。

特區政府應認真總結這次「沙嶺事件」的教訓，未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規劃方面，肯定更加需要大灣區思維。

唐代以前，城內由一個一個坊組成，每個坊都是四邊有牆，只有東南西北四個坊門進入。這些坊之間，日落後城內鳴鐘後實行宵禁。這種設計，是用以防盜防宵小，但在重要問題例如疫症時，便可把坊門關上，防止疫情擴散。

在人口稠密、發展度甚高的鬧市覓地開闢新綠化帶似乎不甚可行，倒不如從城市規劃中花心思，在新發展的商住區融入寬廣綠化空間設計，提升市區通風效能之餘亦有助改善景觀。

經歷過今次風波，不少社會人士及建測規園業界，都認為政府有必要就香港的鐵路服務及系統，以至整體的公共集體運輸發展策略發等等，進行全面和深入的檢討。

香港市區有不少土地或建築物已不符現在社會需求，未能有效發揮土地價值。不但是總體社會資源的浪費，也讓周邊土地資源荒涼或減價，甚至拉低整個片區的土地價值。

城市規劃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亦不能違背一些最普通的常識。

人生在世，「有瓦遮頭」不是唯一目的，而是先要保證生存，所以要保住食水供應安全。

金錢固然是一種可見而明顯的成本，但很多人忽視了時間成本。

「我對西九徹底失望！必定一事無成，將來只會是個大型公園而已。政府根本選錯了發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