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地緣政治

近年的地緣政治關係變化、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以及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擔憂，都令去美元化再獲得新動力。與此同時內地政府一直在推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使用，人民幣將會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嗎？

在充分發揮中國優良的崇文傳統及祥和力量的同時，也要凝聚中華民族的綜合能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化解各種歷史問題，進行自我調節，建立論述話語權，把中國傳統的祟尚和平精神向全世界宣揚。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2022年初，被視為災星的土星，開始進入壘壁陣之塞外方，其軌道橫跨壘壁陣，出現代表各走極端而導致戰爭之象。土星什麼時候才脫離壘壁陣？戰爭何時才會完結？

今天亞洲正在面臨歧路，究竟是和平還是戰爭？問題尖銳，有必要及時作出明智的選擇。就在今天，土耳其和敘利亞正發生嚴重的人類災難。在昊天罔極的災難面前，我們能不驀然驚醒？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大陸一直反對外力介入台灣，但美國及其盟友對台售武、加緊圍堵中國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對着幹的形勢，最終可能會重蹈俄烏戰爭覆轍，台海終於難逃一戰！

疫情放緩政策改動，赴日旅遊重回生活後常聽到人們不諱言，把「去日本旅行」稱作「返鄉下」。本來當作一句戲言並不成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他們講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愈來愈多的公司也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了創新的靈感和知識源泉，並且如果想要在中國獲得成功，他們需要深度理解並參與進來。對於其中一些公司來說，中國戰略甚至是他們全球戰略的核心，當中包括什麼？

法庭總會說年輕不是藉口，又會說犯了刑事罪行便要負上刑責，但也要看看在幕後秘密地策劃、慫恿、煽動、安排、提供物資的人的責任。

經過3年的疫情打擊，加上全球政經環境大變，疫情過後，更大的震盪也許才剛開始。而全球產業鏈重組、美歐全力「去中國化」，都動搖了我們過去對政經世局的認知。在這個大時代，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重要。

中國的宏觀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因此企業戰略家必須採取非線性、多維和跳躍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認識到了有效利用中國市場機遇及應對競爭挑戰的方法。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認知不斷演變之餘，他們考慮的因素亦在不斷調整，思考探索着更基本的要素。

估計中國人是不敢放大量資金在新加坡，就算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政府都是得物無所用，那些去了新加坡工作人很快就會被踢走，咁危險的事，唔會有太多香港人願意去新加坡工作。

筆者希望新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能借力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引入更多內地及國際創科企業來港落戶發展，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事情總有正反兩面，人類的工業化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財富和生活素質得以提升，但武器的發展也愈來愈精良，武器的款式也層出不窮，潛在損害大。作為世界領袖，應帶領人類作出一個最佳的未來發展選擇。

隨着時間的發展，這些情景將會怎樣演變？許多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和智庫及研究機構亦曾與我交流過。可以說，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眾說紛紜，都自覺是有理有據的。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我一直渴望去敘利亞和伊拉克，那裏的古代歷史建築和文化，我一直嚮往，那一次在德克蘭機場，看着航班顯示牌出現這兩個國家首都，心裏面忽然興奮，在我的腿還可以走得動的日子裏，還可以去嗎？

美國極力拉攏印度，印度卻進口俄羅斯原油。對它來說，若不想當棋子，就要在兩強間抗衡，博得最佳利益。

時鐘不能回撥，不能夠再問當時如果西方政客在歷史的深度中更深思熟慮一些，可不可以避免今日的慘局？

冬奧強調了中國是國際的和平建設，進步力量，與世界各國一起向前。中國的冬奧，美國的烏克蘭行動，一起重新把世界劃分。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有道是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美國迫不急待向剛剛把美軍趕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示好，而且由五角大樓兩大巨頭出面，原因可能有3個。

在約束條件下，憑對新發展大局深邃的預判，尋找新的機會，找到後儘快跳躍和重點執行，建立能力（包括通過全球資源平台的組建和生態系統），進行成功跳躍，即是戰略的第三條路。

中國絕不能四處樹敵，我們也需要思考為何中國在40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之後，我們會陷入這樣的包圍圈，甚至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美日澳印四國的準同盟關係。

在中國的企業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與目標消費者進行溝通，且與不斷發展的消費需求和技術變革相適應。具備數字化思維和方法愈來愈成為關鍵的決勝之道。在這方面，不少外國企業往往落後於本土企業。

隨著香港成為「一國一制」一部分，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聲稱，香港仍然會是所謂的「國際仲裁中心」，若吉布提港口股權問題提交到香港訴諸司法，你猜哪一方會贏？

特朗普的貿易戰、科技戰、文化戰，其實都有後遺症，拖下去美國自己也會受傷。因此，拜登必須調整策略。

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將大有不同，而且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人們普遍認為，在世界的發展進程中，中國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或者甚至是更為關鍵的角色，您該做些什麼？如何看待未來的世界發展？

在疫情高峰時，因中國局部的生產受到了某程度的影響，國外不少輿論隨即假設供應鏈將會大量撤離中國，不少跨國公司亦會離開，他們將會進行「去中國化」。但事實是否就是如此呢？

未來全球化仍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主規律，不過它的需求重心將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從西方加上中國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

香港經濟寒冬已經來臨。這一次，冬天究竟會有多長，恐怕誰也說不準，關鍵問題是，香港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

香港人熟悉的是從佔中以來加劇的動亂，但在此之前一二十年，在國際有多起的顏色革命，甚至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這些地緣戰略位置特殊的國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泰國只是最新的例子。

北京─台北─華盛頓三角關係的連鎖反應，將成為未來幾年三方互動的主軸。

對在華企業而言，疫情後的新商業格局標誌着一個重新調整對華戰略、適應變化的時期。許多具有前瞻性的企業已經與地方政府開展緊密合作，並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推動城市及其產業的轉型。

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的局勢觀察入微，以批判眼光來分析問題，平時要讀多些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