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元化=去金融化?
近年的地緣政治關係變化、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以及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擔憂,都令去美元化再獲得新動力。與此同時內地政府一直在推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使用,人民幣將會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嗎?
近年的地緣政治關係變化、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以及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擔憂,都令去美元化再獲得新動力。與此同時內地政府一直在推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使用,人民幣將會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嗎?
在充分發揮中國優良的崇文傳統及祥和力量的同時,也要凝聚中華民族的綜合能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化解各種歷史問題,進行自我調節,建立論述話語權,把中國傳統的祟尚和平精神向全世界宣揚。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今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上致辭。他表示,香港當前的好局面來之極為不易,因中央全力支持、全體香港人民付出艱辛努力和巨大代價換來,值得倍加珍惜和呵護。
港大校長張翔教授與4位全球頂尖科學家在首屆香港大學校長論壇上,就科學在保障人類的未來,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增長發展和解決老齡化等全球問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進行探討和交流。
今天亞洲正在面臨歧路,究竟是和平還是戰爭?問題尖銳,有必要及時作出明智的選擇。就在今天,土耳其和敘利亞正發生嚴重的人類災難。在昊天罔極的災難面前,我們能不驀然驚醒?
愈來愈多的公司也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了創新的靈感和知識源泉,並且如果想要在中國獲得成功,他們需要深度理解並參與進來。對於其中一些公司來說,中國戰略甚至是他們全球戰略的核心,當中包括什麼?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出席灼見名家八周年論壇時表示,2022有三件大事改變了世界局勢,令中國經濟過去40年增長所依賴的條件改變,「只談生意、只談賺錢」的國際規則已成為歷史。
政府把《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從今年立法議程抽起。前立法會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認為,過時草案無法應付新的國安問題,因此需要撤回法案修改。為何不能先立法後修改?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認識到了有效利用中國市場機遇及應對競爭挑戰的方法。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認知不斷演變之餘,他們考慮的因素亦在不斷調整,思考探索着更基本的要素。
估計中國人是不敢放大量資金在新加坡,就算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政府都是得物無所用,那些去了新加坡工作人很快就會被踢走,咁危險的事,唔會有太多香港人願意去新加坡工作。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中國的創新降低了先進技術的成本,並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這些改變亦可讓RCEP成員國受益匪淺。中國企業在繼續投資這些市場的同時,亦可促進區域的本土創新,支持這些經濟體,改善它們的公共服務。
事情總有正反兩面,人類的工業化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財富和生活素質得以提升,但武器的發展也愈來愈精良,武器的款式也層出不窮,潛在損害大。作為世界領袖,應帶領人類作出一個最佳的未來發展選擇。
隨着時間的發展,這些情景將會怎樣演變?許多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和智庫及研究機構亦曾與我交流過。可以說,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眾說紛紜,都自覺是有理有據的。
亞太經合組織(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周四(11日)登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表示,早日走出疫情、經濟穩定復甦是亞太地區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亞太地區不能也不該回到冷戰時期對立的狀態。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在這場地緣政治大賽中,美中兩國能否找到一種方式,構建並管控一場有建設性的競爭,並讓兩國竭盡全力去展示哪一種制度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福祉?
組織架構、創新能力、人才建設等企業的基本面依舊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業需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和進取心態,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具備宏觀的戰略思維以及微觀的落地能力。
在約束條件下,憑對新發展大局深邃的預判,尋找新的機會,找到後儘快跳躍和重點執行,建立能力(包括通過全球資源平台的組建和生態系統),進行成功跳躍,即是戰略的第三條路。
在中國的企業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與目標消費者進行溝通,且與不斷發展的消費需求和技術變革相適應。具備數字化思維和方法愈來愈成為關鍵的決勝之道。在這方面,不少外國企業往往落後於本土企業。
隨著香港成為「一國一制」一部分,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聲稱,香港仍然會是所謂的「國際仲裁中心」,若吉布提港口股權問題提交到香港訴諸司法,你猜哪一方會贏?
新疆棉花事件表明,儘管中國消費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費者群體之一,這些CEO們對中國消費者並不嚴格遵守這一規則。企業領導者並未深思熟慮他們行為背後的意義與潛在影響。
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將大有不同,而且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人們普遍認為,在世界的發展進程中,中國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或者甚至是更為關鍵的角色,您該做些什麼?如何看待未來的世界發展?
在疫情高峰時,因中國局部的生產受到了某程度的影響,國外不少輿論隨即假設供應鏈將會大量撤離中國,不少跨國公司亦會離開,他們將會進行「去中國化」。但事實是否就是如此呢?
香港人熟悉的是從佔中以來加劇的動亂,但在此之前一二十年,在國際有多起的顏色革命,甚至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這些地緣戰略位置特殊的國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泰國只是最新的例子。
十幾年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新穎的議題,隨着時間轉移,企業的關注點亦有所演變,從比較簡單的如何「出海」,進化到比較複雜的如何「成為全球化企業」等,代表着中國企業們在「走出去」這方面的不斷成熟。
對在華企業而言,疫情後的新商業格局標誌着一個重新調整對華戰略、適應變化的時期。許多具有前瞻性的企業已經與地方政府開展緊密合作,並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推動城市及其產業的轉型。
各路媒體和政府將中國科技巨頭描繪成潛在的威脅,中國科技公司的全球化雄心很可能因此受阻。對中國持續的抨擊已經玷污了這些公司的品牌形象,因此他們在嘗試國際化營運時,將會面臨一場艱苦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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