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土地供應

土地和房屋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載體，是人類賴以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質和心靈基礎。一個能提供足量土地的靈活策略性規劃框架，將有利於短期解民屋荒之困、中期發展經濟新引擎、長期利用適切人口與人才政策。

如果政府官員知道新樓有熟成期，供應就不會放慢，對解決樓宇供應不足的老問題有解答作用，但官員似乎飲酒就叻，卻不懂得靈活運用。

我認為政府今次沒有用盡中環地王的地積比率是不對的。在可發展用地明顯不足夠的時候，還不用盡可建面積的結果，必然是要到其他地方去覓地。其他地方的地哪裏來？

政府叫地產商賣樓時不要叫價這麼高，自己卻不肯降地價，是否自相矛盾？

通過辯論與辯證，傳遞有價值的信息，化解偏執，凝聚共識，為解決香港房屋難題，辨明真正的解決之道，這是媒體的力量，更是媒體的責任。

不少新界舊區物業更已殘破不堪，部分居住其中的小業主希望沽出手上的舊樓，套現後再另置物業，改善居住環境。

不論公營或私營房屋均出現供應嚴重不足問題，基層居住環境惡劣，儘管年輕人能夠「上車」，也是少之又少。

現代的漂浮構築物及造船技術相當成熟，郵輪一般結構穩固，壽命可長達70年，甚至100年。在籌劃「明日大嶼」願景的同時，興建「漂浮社區」，實行「大嶼」與「漂浮」同行。

團結香港基金為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供應作出預測，呼籲特區政府立即行動，加速推進各項造地計劃，盡全力精簡土地及房屋發展的審批程序。

全港約有7300個祖堂，合共持有2400公頃的土地，面積比「明日大嶼」方案能提供的土地還要多。只要政府肯修訂新界農村祖堂地的交易方式，撤銷不必要限制，祖堂地很快就可以用來解決港人的安居問題。

「明日大嶼」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審視其財務可行性的同時，也要對其內容和規模作適度調整。

坊間普遍認為香港只有增加更多土地，才可徹底解決居住問題。有論者認為行政長官避重就輕，無意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所賦予的尚方寶劍，以「公共用途」為由回收新界農地以作發展。

政府在8月推出仲裁計劃優化措施，重點為上下限補地價金額的設定。究竟新安排會否讓多一些申請人選擇利用此解決爭議的方法？

回顧過去十多年歷史，每次疫症過後，翌年的私樓入住量均大增，但在供應緊絀、「明日大嶼」遙遙無期下，政府可考慮以獎賞機制或拆牆鬆綁幫助發展商加快市區舊樓重建，以增土地供應。 

單偉彪形容，《施政報告》提出增加土地的措施，是「用完就沒有了」。「歸根究柢，要徹底解決土地供應，是要找新的土地出來。」

整個《施政報告》，最叫人失望的是，政府對於近日運動中其中一大主要訴求，政治改革，竟然隻字未提。

有不少人問我林鄭這份《施政報告》值幾多分，如果是去年的話，我會畀80分，今年我扣10分，只值70分，原因是遲了一年，不過，遲到好過唔到。

隨着香港住戶數目上升，房屋問題更引起注意。除了市場因素，公共政策圈使覓地更難。

將私營樓宇供應減低，只會令私營住宅單位的供應量更加落後於市場需求，最終驅使樓價升得更快更急。

香港土地供應及專責小組除了提出包括優先發展棕地、收回局部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及「明日大嶼」等富爭議性的建議外，亦有提及較少人留意的──利用岩洞及地下空間。

假若林鄭決定明年收回整個172公頃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為土地儲備，並承諾盡快平整高球場土地和加大周邊基建，來大幅增加房屋供應，肯定會改變市民對短期土地供應不足的期望，樓價飆升的情況是有頗大機會受控。

我相信在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過程中，香港政府要面對多場官司，政府官員要有心理準備。

在西方，民主亦似乎已誤入歧途。政治上的平權，令西方的白人在社會上失去了很多既有的優勢，導致右傾民粹主義有機會抬頭。

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拿不出土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問題，用任何的一種地，都必會有不知從哪裏跳出來的利益集團反對，他們也大多懂得以自稱為正義作包裝。

政府動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和納稅人公帑，推出不同類型的資助出售房屋計劃，目的是資助市民安居置業，而非協助他們炒樓置富。

反對填海的理由還有很多。但正如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有哪一個是沒有阻力的？有哪一個是沒有反對理由的？

今次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顯然是「明日大嶼」。我一向支持填海造地，且認為規模必須足夠大，否則解決不了香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

政府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建造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規模之大，金額之多，恐怕未到立法會，社會各持份者都會極大反應。

我希望在這次土地大辯論之後，大家會對以下兩個問題取得共識。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猜疑的干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漂亮說話不能當成實用面積，矯情論述不能幫你儲首期，解決現實問題往往又市儈又充滿銅臭味。經濟學者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內地近年盛行把二房東的業務企業化，規模化。一些發展得快的機構三數年裏已收了逾十萬套房子，再分租出去，賺取租差。內地稱這種業務為長租公寓。

這場所謂土地辯論只是反映升斗市民是何等悲哀，政府無能引發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特首卻要求社會辯論如何覓地來製造房屋供應。

公眾諮詢不應是政府與市民溝通的唯一渠道，筆者希望政府將來的政策若符合以上三個原則之一，就應多考慮公眾諮詢以外的解決方法。

從三藩市案例可見，任何城市要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土地及區域用途規劃勢必是重要討論項目。

古人說「朝三暮四」，林鄭及其政務官團隊是把港人和中央政府看作傻瓜？林鄭月娥表明支持填海造地。這樣的表態是扭轉立場還是順應民意？抑或是另有所圖呢？

香港人口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人口大量增加的機會很低，根本不是土地不足的重要因素。

若香港要認真地在大灣區發展中佔一席位，盡量利用與深圳的協同效益，首先便要取消《香港2030+》規劃，重新制訂香港發展的定位，特別是與內地連接的空間規劃。

試問少數人玩高球多一個場地重要，還是千萬個家庭改善居住環境重要？

特區政府重視粉飾民主櫥窗，常把一些專與政府唱反調的人放進一些諮詢組織，大大地降低了一些半官方組織的營運效益。

一方面繼續在一些合適的發展項目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另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完善和開放的途徑，給予社會大眾、各界人士甚至外來專才有機會提出土地發展建議，同時協調相關計劃。

城市規劃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亦不能違背一些最普通的常識。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推動的土地大辯論，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質疑和抨擊。有批評者甚至認為，這場大辯論根本不應該搞。

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不是完全不可以動用私人手上的土地，前提是用來作公共用途，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範圍遍及全港的公眾諮詢正在進行，目的是要找到覓得土地的最佳辦法，來因應我們未來的住房需求。這肯定是一場充滿爭議和分歧的辯論。

填海的好處，除了可以大規模開發土地，也可以按照政府規劃在「新土地」上發展不同項目。

新界農地囤積多時，但從未開發，皆因政府和地產商各自為最大利益而沒有共識。土地小組建議由政府提供基建的私人土地，必須劃出一定比例興建公營房屋，確保社會利益和發展商的利益兩者相稱。

根據最新統計，2016年香港貧窮人口佔香港人口近兩成，要搞清楚原因，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改善扶貧政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