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國際化

在大灣區的雙循環經濟環境下，香港與內地城市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並存。要突破「二選一」的困境，關鍵在於實現「1+1>2」的創新制度安排，將香港的國際化優勢與內地的廣闊市場空間有效結合，釋放新質生產力。

《三代人》這本書表面上是紀錄個別中大社會學系校友畢業後的人生起伏，但它的敘事視角將個人故事緊扣時代洪流。雖然它是學系與出版社合作的新書，但書中沒有流於官腔，一面倒地說好社會學故事。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部分敵對國家已開始誣衊香港的法治，指控法官受到政治干預，故此，我們在此時絕對不宜對法院施加任何壓力、否定他們的判決。香港人絕對不宜帶頭攻擊月旦自己的司法系統，這危險的先例。

在那個百業待興的年代，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以黎錦超教授為代表的先賢們架起了中外建築學術界的橋樑，增強了國際學者對內地建築學的認知。30多年前先輩撒下的種子，在今天結下了豐碩的果實，讓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受益。

馬拉松作為參與人數眾多的體育活動，日後「大灣區大滿貫」可由香港牽頭主辦，因香港的海外跑手佔比較多，所以是最有條件造就這項既國際化，又屬區域性的體育盛事。

為了證明融入大灣區（「大陸化」）跟踏足世界舞台（國際化）兩者並非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特區政府可參考現時國際研究機構採用的準則，制定一套量度香港增加國際化的準則，以事實令「唱衰」香港的人收聲。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

李家超表示，東南亞是香港的「鄰居」 ，與香港有較大合作潛力，希望通過政策先聲奪人，把握當地人才與機遇。 而目前全球經濟引擎正在東移，很多國家經過多年發展，已培養很多人才，是對香港有利且風險可控的情況。

現時香港的平台經濟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我們期望政府能夠認可平台經濟作為新增長引擎的價值，與業界相關持份者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加大對平台產業模式的研究和了解，以及加強安全管理規範。

人民幣國際化這條路， 仍然是漫長而且荊棘滿途。近日，更出現國際化導致匯價下跌的吊詭現象。

筆者認為，如何發揮出香港獨特優勢，去配合國家戰略發展，以及如何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重新定位和政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兩大關鍵，同時亦必須具備六大條件。

回歸下半場，香港的路不容易走，但我們優勢仍在，毋須過分悲觀。

多少年來我們都相信，專家治校、院校自主、自由開放是本地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場政治風暴，就把香港高等教育賴以成功的支柱毁於一旦。

人民幣雖不會一下子就可以成為國際全面流通的貨幣，但發展的勢頭相當好，因為中國是世上最大的出口國。

周圍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我們也要擁有改變的勇氣。不要忘記，香港的成功秘訣從來都是這座城市與生俱來的國際主義。

討論香港的未來，就要將其置於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之內。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和製造業領域展現出了極強的國際競爭力，未來發展空間巨大。作為中心城市，香港更可以有新作為。

香港這個城市的國際性，大學是一個重要「陣地」。香港能夠有相當規模的外地學生，應該珍惜，即使將來不繼續留在香港，他們也是香港的親戚，非常寶貴的親戚。香港給他們的是怎樣的經歷，至為重要！

為了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交流活動，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自本月20日起，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香港應主動推動政策落實。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各大學走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標準，當有其重要性。但一連串的問題，領着公帑辦學的各大學，必須同時要面對。

以質優見稱的港中藥在內地受到歡迎，且與洋中藥對撼也毫不遜色，這品牌優勢除了建基於中藥品質量，當然還有香港的制度保證，現在正是中藥業「發圍」的大好機會。

由人文視野及國際網絡視之，雖然中國大門趟開多時，相比港商與國際市場進行貿易及接觸的歷史仍有距離，這點讓具國際視野的中醫藥港商大有優勢。

過於執着中央的要求建設大灣區，卻丟失了國際化的發展，也連累廣州、深圳在大灣區裏缺乏香港國際化的助力，於國於港無益，且東亞會少了國際大都會。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知識型工作者的數量和品質是衡量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優秀的管理諮詢公司是培養知識型工作者的很好的溫床。

在中西藥體系接軌，以及藥物質量話語權上，香港在釐訂藥物標準及推動國際化上可扮演什麼角色？

在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失敗之後，香港的大學教育應真正地好好推行通識教育，而不是禁制中國化。

北京可以多與香港深入交流，引進有意在香港孵化數字技術產業的企業加以扶持，協助香港的數字經濟快速轉型的同時，更能把我國在數字基建上技術走得更遠。

港大校長張翔認為，中國被「卡脖子」就是因為源頭創新還有差距。這主要在於基礎研究，而又和一個學校的沉澱是有很大關係的。「港大在這方面有很多年的優勢，我們也願意把這個優勢帶到大灣區。」

現時香港的中醫學生必須前往內地的中醫院實習。浸大校長衛炳江在《香港家書》中指出，中醫醫院啟用後，便會成為本地大學的中醫教學及臨床實習場地，學生學習本地常見的病類之外，還可以掌握與本地病人溝通的技巧。

若香港要與內地脫鈎，珠三角的港口城市便可放手把香港的業務接替，香港便回復到開埠前廣州外港的地位，與澳門並列，也被深圳排擠。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醫療特區，有助推動粵港澳三地醫療人才及資源互通、緩解香港醫療壓力，以致保障香港人享受優質醫療的權利以外，也可彌補祖國醫療制度不夠國際化的問題，增強祖國與國際專家溝通交流的渠道。

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的局勢觀察入微，以批判眼光來分析問題，平時要讀多些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我觀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 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自己。

在世界範圍內，哈佛大學都是無可爭議的一流大學。 其歷史、影響力和財富為世人景仰。 那麼，它究竟是憑什麼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 這些，又能給我們哪些啟示？

效果號稱亞洲的國際城市，也是中國國土上最國際化的城市，英語的使用，應該是有增無減。為什麼反而變弱了？

麥萃才指出，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二的英國已因為脫歐，甚至是硬脫歐，地位受到挑戰。「如果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三的香港因為社會事件而使到金融中心地位下跌，究竟誰會得益，相信讀者心中有數」。

如果外國高科技公司無法登入Google，WhatsApp，Facebook和Twitter，還願意將未來押注在大灣區嗎？

從北京到吉隆坡，國際化成為一個舉國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慢一點，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我們不妨來看看龍應台這篇文章。

經濟發展，人才先行。面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香港人才培養還是幾十年不變的面向英美嗎？

「我們不必擔心只能用失敗的經驗來輔導學生和畢業生，因為他們的前輩會通過成功來激勵我們的同學。」

2018年香港的政局漸趨穩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漸漸提高。香港應該利用國家的優勢和機遇，重拾國際化的發展，特別在思想行為上，認識文化態度的轉變。

浸大校長錢大康指出，聚焦三大研究領域和透過「人才100」計劃增聘人手，重點在於聘請全球最好的教授，來幫助浸大開拓跨學科領域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