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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講古風格自此一家，固然是天賦奇才，但也有後天的努力。

近期香港教育局公布，對推行已十年的通識科進行改動，筆者認為本次教育局對通識科改動的措施，是敢於面對問題，對準問題所在，大改動是大有利於學生的學，以及教學專業教師的教。

過去23年，香港學校的政策規劃、課程考評設定、校內外的教育推動，對如何認識一國是兩制的磐石、如何認識國史（中國歷史）、國學（中華文化）及國情（國家與香港連體所處的內外情勢發展），確實都掉以輕心。

對初學的兒童而言，誦讀《三字經》等於熟記了許多常識、國學及歷史故事，還可將學習到的內容作為做人處世的典範，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三字經》一直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材的首選。

今日社會，中學更需要的是「國學常識」課程。中國歷史久遠，國學是中國文化的國魂，是中國人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而國學亦浩如煙海，但在中學時代學習其基本精粹已足，所以說是「常識」。

假國學魚目混珠，流弊叢生。目前必須有一個標準，讓大家能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國學。

從教育現場看，任何學科的學習都可悶到上心口，但同樣可以學習得眉飛色舞，說到底，教師要把第一關，但學校教育各個持份者都應有付出，百年樹人這句話值得不斷思考。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國民性十論》是日本人論日本國民性的百年經典，作者芳賀矢一其實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語言學家。

饒教授曾言：「以文化超越政治、世俗而得大自在，中國文化是安身立命的存在方式。」他主張用「華學」一詞，因其超越國度，直指文化內涵。

近些年來國學復興，各地高校紛紛成立國學院。北大國學研究院建立至今已有24年歷史，可謂得風氣之先。

研究一個問題，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前沿，將研究工作的起點提高。

陶淵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個精神家園，通過他我體察到古代許多士大夫的心靈。

香港大學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文選》成為莘莘學子認識國學的津梁。個中情況，自然值得後人珍視。

立本之學雖說在立「本」，但目的還是在「用」，為生命的成長提供源泉。

人有惰性、人有欲望、人有本能、人有自我。人要成長，處處都是障礙。

作者一直倡言國學是立國之學，今更進一步指出：立國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本。

國學是立國之學。國無學，拿什麼來做支柱？財富嗎？制度嗎？法律嗎？信仰嗎？知識嗎？

上古的聖人伏羲、神農、黃帝，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祖，他們一路下來，都是走的「內聖外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