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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主持香港回歸過渡的後半部，先後4次到訪，在至今歷代中國領導人裏，港人最為熟悉。

從此我們俯照維港的波心，仰看獅子山的雲影，那片交會的光亮中映照的玻璃新城，是如此的永遠不再一樣。

25年的慶祝回歸日子裏，不再要人陪跑而選出來的特首，沒有了抬棺材叫口號的人，是否一個新時代？對我本人來說，這個里程碑令我對西方傳媒終結了幻想，對於這種西方式吵吵鬧鬧的政治遊戲，是愈來愈沒興趣了！

在回歸24年裏，連學校在內的社會各界，並未有在教育的各範疇裏，正視一國存在的重要意義。

什麼是愛？不是只靠嘴巴說說而已，要看站立的腳跟在哪裏？我的立足與紮根之地是香港，我愛我的家園。

26年前，回歸前夕下的香港可以容下《蘋果》和《文匯》、《大公》，新聞自由令報業百花齊放；26年後，國安法之下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容得下守法但礙眼的紙媒和網媒？

北京意識到，反對派正有步驟地奪取香港未來的主導權。中央政府怎能掉以輕心？所以必須完善香港的選舉方式，以確保香港的管治權不會落入西方代理人手裏。

香港故事可以多談回歸，但是歷史不擺正、不釐清，頌揚回歸亦不足以糾正社會的認識，建立自身認同的堅實基礎。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97前和97後，香港的管治為何會南橘北枳呢？

要讓一國兩制重新上路、行穩致遠，必須總結回歸以來的經驗教訓，做好「第二次回歸」。

隨着國安法上場的是一整套政治正確措施，包括如何確保學生不受到不良影響。對不少中產父母，子女的教育是去留的重要考慮。

中央不單擔心香港的反對派利用這些擔憂興風作浪，也不希望看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香港人與中央的關係因此而受到離間和損害。

《基本法》實施20多年，香港人種種的權利確實得到最大的保障，從歷史看今天，擺事實，再用情理法的秤砣，用心秤秤，香港人的綜合民權、民主乃至民生福利，有哪一方面弱於英殖年代的呢？

梁愛詩表示，過去9個月的動亂，暴露市民對《基本法》有不少誤解，30年過去，有關《基本法》的爭議有增無減，主要是有些人根本沒有接受回歸的事實。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香港的新一代怎麼啦？香港的孩子們究竟認誰是「母親」？難道美國霸權主義和英國老牌殖民主義者是香港孩子們的「爹媽」？

2047年時開始便是中央對港政策的第三個階段，至於屆時香港實行甚麼制度，港人的權利、自由是否與內地同胞看齊等，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權威說法。

不論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香港已由幫助國家，降格成國家發展一部分。去殖事小，重要是香港降格，由國際大城市變中國大城市，甚至更低檔次。

有些香港的學生成績名列前茅，公開試成績優異，但是不懂得與人相處，自私自利。個人的價值觀及行為操守是家庭、教師及社會的責任。

對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實行以拖待變，總好過藥石亂投，多做多錯。

林鄭政府忽視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回歸後政務官主政的結果一樣，挫傷內地對香港的信心。

何明修：「台灣人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是失敗的，香港民主未來是悲觀，兼且反對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

內地資金之外，父母為子女置業已成為了風氣，以前如是，現在更屬於必然。

香港人需認識自己，認識香港的能量與條件，不能生活在幾十年之前。

若果以中國崛起症候群來看，事實上台灣的確正在香港化，是現正進行中的。

最起碼，她要馬上換一個公關公司，並找一個能手來特首辦坐鎮。

在討論香港是否有行政主導時，需要清楚、明白，行政主導純粹指提案權，或是政府議案肯定能在立法會中通過。

香港在回歸前被形容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所有的東西上都有個「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