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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認為，面對特區政府施政，其實可以平常心看待。當局不斷拋出新措施，最終還是要還原基本步，交出成績，提交中期進度、成績表。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指出，今次事件令市民知道，並不是有大型郵輪泊港，便可以隨之解決所有問題。如何妥善經營一個大型場地，需要投入資源、心思，缺一不可！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認為，政府應解釋怎樣看待和如何準備5年、8年之後的勞動力供應？也需要有一套想法或計劃，好讓年輕一代知道自己再走下去，朝哪個方面，能夠在事業發展上，找到可行的道路。

教育大學呂大樂教授在《明報》指出，一些勞動市場措施不能避免地會影響到年輕人選擇就業、規劃生涯、接受培訓的決定。如果入行的吸引力減少，則未來人手只會更為短缺，那就更需要其他措施來紓緩勞動市場的緊張狀態。

呂大樂教授呼籲政府，在部署整套勞動市場策略的時候，需要想得更廣，也要想得更深，而不是只求處理眼前的事情便算數。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明報》撰文表示，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無可避免要攀上更高的世界地位，但只講求主流的創造財富手段，如創科創業，又有沒有考慮其他人的需要？

經過3年疫情，香港社會已有所改變；而內地訪港旅客的期望和興趣亦會發生變化。呂大樂教授認為，「很多張力、矛盾、衝突，並不需要等待來港旅客回到高峰時期的半數，便會陸續浮現」，需要預早做好管理。

因為是由無到有，所以大會堂是一處集中地，客觀上它擁有所有條件成為「全市之社交及文化活動中心」。

社會復常後，大家是除下口罩，回復以前的生活，還是多走一步，認真思考疫情觸發了一些什麼新的社會、經濟、文化趨勢，從中掌握未來社會走向？呂大樂教授在《明報》撰文認為，一些微觀的轉變有可能成為未來的趨勢。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認為，那種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年輕人排諸於「人才」討論之外的公眾議論，不夠全面，也不貼近市民感受，更沒有溫度，不能引起市民積極回應。

呂大樂教授認為，「香港崇尚自由，但並不等於香港社會是一處多元化，多導向的地方」，而中產人士教育兒女上的思路，大多是在「嚴重的精神分裂，口不對心，自相矛盾的情況下進行的」。

呂大樂教授認為，在教育資源競爭的大環境下，香港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家長們的競爭手段和方法細節相當接近，二是擅長工具理性和策略部署。任何「無助」最終目標的，均被視為次要或全不需要。

「當所有人認為天下太平、十分富裕，我有興趣研究哪一個人會受困於貧窮。」因為這一種「包拗頸」性格，令社會學家呂大樂教授先後開展一個又一個的研究，最終目的，不過是觀察社會不同的一面。

香港社會並不經常做全面的檢討，錯過了這個窗口，便很難再找到機會為社會把脈，由安老服務、醫療系統，以至如何振興經濟、改善施政，找出問題根源，對症下藥，才能規劃未來。

升斗市民最怕「唔知點做」──「唔知你做緊乜嘢」之餘，他們更不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呂大樂教授近日以此於《明報》撰文，呼籲在上位者反璞歸真，認真聽聽升斗市民的聲音。

特區政府宣布推行「疫苗通行證」，要求更多地方使用。教大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認為，其實這並不符合特首一直所講的「動態清零」，但政府或繼續採取這種「彈弓手」的處理方式，令市民感到無所適從。

當零工經濟在擴散的時候，要關心憂慮的，並不是上層的那批「斜槓」，而是下層的「炒散」。對很多人來說，外賣員的遭遇，肯定沒多久之後亦會發生在很多打工仔身上。

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立德樹人，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務，而文化的傳承與開拓更是我們文化人的時代大使命。

閱讀，是按讀者自身的不同需要，在不同時空中，進行不同形式的閱讀體驗：隨意式閱讀有時，功課式閱讀有時，探究式閱讀也有時。

社會學家認為應以教育水平或職位的專業性來衡量中產，因此，即使個人收入不俗，但教育或職業不達到一定的水平亦可不被歸類為中產。

未來怎麼破解這樣的困局？呂大樂認為，如果香港要再次騰飛的話，或許真的需要一個很大的轉變。

動物受生物演化的控制，青少年有反叛性，會挑戰既成秩序，不獨人類如此。

讀，不是今天讀過，明天可免。其實，它像進食，不是一次過完成之後，便大功告成，從此沒有這種需要，而是每天都有吸收的需要，有時份量多一點，有時則少一些。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我們這些戰後嬰兒，成長過程大部分皆很努力，這是我們的特質。如果你放手的話，我們便連你的份都做了，不會等你的。如你沒辦法做到他做不到的，他便會繼續在那個位置，繼續控制你。」他形容，難以期望他們會說時候到了，便退下來，因為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