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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作用，在防疫的成敗上，是極其關鍵的。若果特區政府的表現，真如反對派所說的那麼不濟，香港早已失陷了。

外國記者在中國如何採訪和發出什麼報道，這是新聞自由問題，他們都沒有資格進入中國境內，他們的新聞自由就不發生在香港，也就沒有限制他們新聞自由的問題，這是簡單的邏輯。

新冠肺炎襲港，特區政府採取史無前例的抗疫措施，雖然港府的每個決定幾乎都受到來自各界的強烈質疑批評，甚至有部分醫護罷工表示不滿，但不爭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香港的疫情得到抑制。

特首林鄭月娥在報告中，形容抗疫的政治形勢並不樂觀，原因除了是反對派乘機鬧事外，建制派的表現亦令人失望，例如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政府行列。

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防止立法會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變天作好打算。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回歸後，香港雖然不能說一點也沒有變；但基本上仍是近西方的制度多於近大陸的制度，把香港的一制說成只剩下0.5制，就有點危言聳聽。個人認為，香港即使沒有原有的一制，亦起碼有原有的0.85制。

究竟北京準備如何完善特首與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外界不得而知。時不我待，在形勢緊急的情况下，為今之計，只有盡快替換特首一招較為可行實際。

有投票給反對派的169萬人，是香港成年人口的29%，仍是少數，投給建制派的，則是21%。兩派都遠未得到香港成年人口大多數的支持。

現在激進示威者暴力行動升級，政府束手無策之餘，取消區議會選舉的傳言，不絕於耳。

北京應該很清楚，出動解放軍，雖可迅速止暴制亂，但會破壞一國兩制，若因而被西方制裁，有機會令香港再也無法發揮它的特殊功能：以補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足。

從中央的種種反應來看，中央完全沒有向反對派就範的跡象，反而在盡一切努力，對反對派進行反制。

現實是若要達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那就真的非革命不可了，但要革命成功，卻非提升暴力水平不可；然而，提升暴力既非反對派的強項，亦不為市民所樂見。故「時代革命」不會成功。

如果靠惡可以取得一國兩制的定義權和解釋權，我們還要法治嗎？我們還要《基本法》嗎？不以《基本法》和法治為根據的一國兩制，還有意義嗎？

香港已陷入社會信心全面崩潰的局面，在常態社會裏不能容許的行為，現在幾乎天天發生。在止暴制亂後，香港怎樣重建制度，挽回已崩潰的社會信心？

政府現在最應該做的，是要避免反對派可以拿到指控警方使用過度暴力的把柄。政府可以公開宣布，為了避免暴力升級，政府會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裏主動避免衝突及使用武力。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中央政府如果在風暴過後調整對香港的政策，肯定會加強管控。另一方面，反對派挾着民意，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權利，這就要和中央加強管控的政策措施發生正面衝突。

我發覺，主張「攬炒」的人，不但打算把香港的經濟弄到萬劫不復，還打算在政治上也來一次玉石俱焚。

從幕後走向台前，恰好證明美國是挑起這次香港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由於香港局勢持續動盪，中央政府遲遲未出手用兵，美國有些人開始着急了，中方不會隨之起舞而陷入美方設下的圈套。

我認為：孤立地去調查「反送中」事件是沒有意義的。最徹底的做法莫如重新檢討《基本法》，成立《基本法》修訂委員會，收集民間意見後，交人大拍板。

對於參與抗議的人，應該有所區分，確實有些是極端激進、採取極端暴力的手段。在目前首要目標是「止暴制亂」的階段，應該由警察去搜捕他們。

如果不設大台是運動背後的策劃者的刻意安排，那就更有點不負責任。

示威者要求政府必須接受全部五項要求（我數落有六項），缺一不可；但政府覺得已作了主體上的讓步，不打算再接受城下之盟。這樣僵持下去，香港人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大。

我估計，北京會先讓反對派得逞，令有些不知好歹的激進派愈做愈過分，漸漸失去民心。歷史的經驗證明，大規模的全民對抗運動是不宜長拖的。拖長了，人民就會想恢復正常生活。

反對派要爭取的是，政府願意認低威，以後要讓他們說了算。只有奪得話語權之後，他們才有機會叫林鄭下台。

是回修例小事化大，引起軒然大波，觸碰多方政治底線，動搖社會安定基石，說到底是政治互信極為薄弱之故，唯這方面的修補在社會嚴重撕裂且十分政治化下，卻極為不易。

張曉明指出，中央高度關注當前香港局勢，並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逼和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

被「反送中」撕裂的家庭，應透過增加溝通，希望可以逐步達致和解，因為若果只是避而不談，分歧就會在背地裏不斷擴大，下次衝突的時候就會更難收拾。

無論是為了林鄭個人，習近平個人，或者香港整體，中國全局，都應該現在就讓林鄭一個人出來宣布「撤回」及「辭職」，才能化解目前的危機。

群眾不懂得思考，只曉得盲從。他們會趁人多勢眾的時候去幹一些自己一個人不敢做的事，而這些事大都是壞事。

選擇在香港與中共對着幹，只能對中共帶來麻煩，卻沒法為香港帶來實利，甚至有機會破壞香港原先還有機會保得住的「生態環境」。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政府現在最應做的，便是依法起訴6月12日襲擊警方的幾十名暴徒。有些糊塗透頂的年輕人要求不起訴這些人，這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預法治了，與香港人相信的法治精神顯然相悖。

政府已陷入癱瘓狀態，任由無賴的年輕人到處鬧事。而政府只識一味迴避，把會議取消，把受影響部門拉閘停工，連警察也不出來維持社會秩序，令人以為喊着政治口號便可以在香港橫行無忌。這到底是怎樣的無政府狀態呢？

上次佔中和旺角暴亂之後沒有認真地檢討和汲取教訓，進行調整與改革，便落入今次鎮壓不成、政府全軍盡墨的困境。

現實是香港的整體環境還未如年輕人所描述的那麼惡劣，反對派只有條件動員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搞騷亂，卻沒法發動相對現實的成年人搞革命。

回歸以後，反對派每次組織遊行，都恐嚇說這將會是最後一次機會。但這種謊言在一次又一次的遊行中被否定，只不過有些人選擇性相信一些被糖衣包裹的恐嚇而已。

反對派令《逃犯條例》胎死腹中，中共會認為香港的反對派已被外國的反華勢力滲透，已變成一股「反革命」力量，必須認真加以對付。屆時中共對香港的猜疑就會愈來愈重，政策會收得愈來愈緊，香港走的路就會愈來愈窄。

黃台仰有勇無謀無底線，那就算了，畢竟他不敢回來而早晚會脫離香港的政治視線，但還在香港的反對派呢？他們有沒有利用外國政府的無知，又或明知道外國政府別有用心，仍然從個人或政黨的主張出發，以偏概全。

反對派要留在議會，選舉得失是每一個行動的決定性因素。立法會選舉要到明年才舉行，所以跟特區政府攤牌的招數，應該放在立法會選舉運作開始時才使出。今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可被視為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在反對派的論述中，反對新移民及反對中港融合，是解決香港一切問題的萬能key。「起樓畀大陸人住」，成為反對增闢土地的萬能key。

反對派和建制派之間包括行政機關在內的和解，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下的夢想，它不允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並要求行政長官效忠北京，反對派深感不被信任。

香港的反對派會從韓國瑜的成功得到啟示嗎？恐怕不易！他們專注搞鬥爭這麼多年，已是此中的老手，你要他們轉行搞經濟，等於廢了他們的武功，他們是不會願意的。

林鄭通過接觸反對派，享受了特首選舉後長時間的政治蜜月期。然而現在，林鄭月娥5年任期剩下不到兩年時間，她與反對派的蜜月期已瀕臨破裂。

「關愛共享計劃」、「就業支援補助金」──這些名堂可真是創意之作，不知是出於哪一個高人之手？

台灣的政黨和代表性人士，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香港的政黨又何嘗不可以呢？重啟政改，怎麼就不可能呢？問題是香港的反對派是否自甘墮落成為「負面清單」的一員。

在我看來，建制派並沒有贏得選舉；民主派卻輸掉了選舉。這並不是含糊其辭的說法。建制派的勝利只是因為一開始就使用針對反對派的妙計。反對派最高人氣的候選人被政府取消資格，僅這一點就歪曲了選舉的原意。

綜合建制派和反對派的總得票率，確實看到建制派得票愈來愈多，目前在議席數量已經能夠控制立法會。如果這個勢頭走下去，總體上壓過反對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想政府有機會解決房屋問題的人，千方百計都想阻撓政府獲得可供城市發展的土地。他們最近搬出了一條似是而非但一樣有人信的理由──政府有了地之後，亦不等同市場上有平樓賣，小市民可能一樣買不起樓。

反對填海的活躍分子之中，應該還暗藏着另兩類人；他們別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環保只是他們的幌子。

林鄭的「燃點希望」口號，又是為了什麼呢？她是否意指香港失去了希望，在她的領導下，香港人可以重燃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