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反修例運動

25年的慶祝回歸日子裏，不再要人陪跑而選出來的特首，沒有了抬棺材叫口號的人，是否一個新時代？對我本人來說，這個里程碑令我對西方傳媒終結了幻想，對於這種西方式吵吵鬧鬧的政治遊戲，是愈來愈沒興趣了！

在原始和粗暴的二分思維下，只有高尚與卑劣、正義與邪惡、真理與錯誤、清醒和無知、民主和暴政、好人和壞人、黃色和藍色，中間丁點空間都絕對不允許。大人們在事後批評年輕人之同時，能否想想，為何當初不早說呢？

創建香港必定不能建基於對失敗的憤恨、仇視，而是建基於勇氣、韌性，以激發人們找到生命的溫暖。捍衛真理與善，讓市民看見香港值得存在、值得捍衛、值得為此而付出、值得香港人願意重新投入這個共同體。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因反修例運動被捕入獄的年輕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紀錄，甚至當中很多人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才能，只因受當時大環境及社會媒體的影響而作出衝動行為。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群眾有力量，但需引導到有用的方向。這正如核能，很有力，但若沒有引導，會成核爆，玉石俱焚。

蛻變計劃財政獨立，並非由政府資助，為涉案青少年提供政治中立和去政治化的專業輔導和支持， 幫助他們重拾希望，也為高度撕裂的社會重建團結。

警方沒有設立及維持有效機制，確保執勤警員戴上展示獨一無二可資識別的編號，違反《人權法》第三條。

曾幾何時，社會對教師這個行業只評為高入息、人工穩，在社會上受人尊重、有認受性，但與其他行業如醫生、律師、工程師等比較，總覺得教師不夠專業，為什麼呢？

社會已經回歸平靜，但這是假象。社會的確少了暴動、縱火事件，但是那套不信任政府的意識形態仍然存在。

迪士尼電影《花木蘭》在政治爭拗聲中於亞洲地區上映。由於主要演員劉亦菲、甄子丹等被認為在反修例運動中「撐警」，遭到不少網民呼籲抵制，但該片在台灣、星馬上映卻錄得票房佳績，暫未達到抵制的預期效果。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會有什麼新變局？在這條法例訂立過程中，民間社會，特別是反對派出現什麼情況和問題？且聽民協前主席馮檢基娓娓道來。

被補青少年除了因為需要面對司法程序而感到壓力外，也會因為家庭關係的改變而感到困擾。有些甚至因為跟家人政見不同，與家人割蓆或分開居住。他們除了需要個人輔導服務外，也需要家庭輔導。

因為反修例運動，數以千計的年輕人被補，正面對着漫長的司法程序和不確定性帶來焦慮。這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運動將會嚴重影響一代年輕人往後的人力資本投資。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

特朗普對中國的聲討給予人們一種「美國來援」的印象，卻難掩這一切都是特朗普為了尋求連任，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手段和把戲。

「真相」是指事物的本來面目或真實情況。雖然監警會的報告被林鄭高度嘉許，說成全面、客觀，以至反映真相，但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卻不敢受落，只稱報告是根據事實，而真相恐怕只有上帝會知曉。

本文倡議當局應該盡快處理被捕人士的案件。反修例運動至今已經接近一年，漫長的等待和不確定性容易帶來焦慮。「遲來的公義」損害公義的原則，也容易使公眾懷疑香港的司法制度。

在疫情期間，民眾和媒體的焦點轉移，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比起運動高峰期有所回落，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在這個背景考慮之下，我們反而可以說，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的下降程度，並不如想像中大。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港人今後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出埃及記式的景況：這裏說的不是港人出走，而是由於疫症及經濟下滑令大陸自顧不暇，將一定程度減低大陸對港的經濟以至政治影響，令港人有望「出埃及」，回到其「應許之地」。

看到任何香港人受傷，我們也要感到悲傷，看到不公義的事情，我們要感到憤怒，看見邪惡行為，良知要蘇醒。我們要記住這些感覺，這種無力感，才能化悲憤為力量，為香港自由民主發揮領導。

無論年輕人有什麼不是，當權者及僱主皆不能輕言放棄他們，因為放棄青年就是放棄香港的未來。

我希望每位有資格，並以香港為家，關心香港未來及下一代福祉的選民，不要吝惜少許時間及不便，一定要前往票站，投下可能是香港回歸後最重要的一票。

現在激進示威者暴力行動升級，政府束手無策之餘，取消區議會選舉的傳言，不絕於耳。

教育大學社會學系趙永佳講座教授和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何瑞珠教授指出，回歸以來的教育制度，都非常強調公民參與，而從這角度看，青年當中的示威者顯然是公民意識較高的一群。

族誌式研究的特點，就是從研究對象的角度，設身處地了解他們的觀點、視角、文化、框架。

環顧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惡化不是香港獨有，樓價高昂亦是不少大城市的寫照，我們卻不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有如此嚴重的撕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貧富懸殊和樓價高昂理應是香港政府自身的問題。

多年實踐證明，干預香港、壓縮香港的自治權，不但沒有管好香港，反而促使民間產生更大、更深的疏離感和牴觸情緒。反修例運動說明，港人願意不惜一切保護他們的自治權和自由。

港府治理能力嚴重不足、中央有責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香港政改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些觀念，早已在北京浮上枱面。

在反修例運動中，大學生擔當重要角色，走在最前綫，但這次與之前不同，沒有明顯的領導，泛民議員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學界領袖也只是參與者。

如果沒有當權者政策嚴重失誤的內因，外國勢力根本不起作用；把反修例運動歸咎外國勢力是捨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