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動態清零

經過3年的疫情打擊，加上全球政經環境大變，疫情過後，更大的震盪也許才剛開始。而全球產業鏈重組、美歐全力「去中國化」，都動搖了我們過去對政經世局的認知。在這個大時代，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重要。

現時中國形勢雖然略為佔優，仍要如履薄冰。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是抗疫防疫的長期措施或供銷系統的調整安排，筆者認為，都是為了應付灰犀牛或黑天鵝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局面。

期盼往後能讓一班在疫情下付出努力的前線人員看到支援政策的由零到有，幫幫前線的教育工作者將煩惱及困局「動態清零」。

在政府的抗疫政策下，香港四大經濟支柱全線淪陷，明眼人都看得出，我們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再不改變對策，只有死路一條。

筆者建議政府除了要把入境檢疫持續放寬至「0+0」之外，也要與內地政府爭取盡快達至兩地完全通關，以解決香港創科界及其他界別的燃眉之急。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重申，行政長官領導的問責團隊整體抗疫政策目標一致，會繼續根據疫情發展調整個別措施，以達致精準抗疫。而與內地及國際通關如同兼有家庭及事業，並非零和遊戲。

精準防疫主要是紓減，不是解決。解決還靠動態清零，防疫的手段日常化，讓市民與之並存，爭取動態清零或病毒馴化。我曾建議的深港通關，防疫與經濟民生一體化是大的變革，卻可使香港借深圳有更大的經濟民生迴旋空間。

香港一直引以自豪的公營服務效率，早已丟失得一乾二淨，關鍵原因就是「無心」，缺少了自覺性。於是所有程序都考慮妥當，但就在執行實施上欠缺那一點點的「代入感」，結果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疫情之前，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已在不斷下降。在動態清零仍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的情況下，作者相信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只會繼續下跌。

從保障老百姓生命與健康的大前提出發，亦要顧及防止周邊的擴散。抓住這兩大重點，布抗疫的大局，施行種種應變政策，中國的「動態清零」，是值得世界各國嘉許的。

嚴謹的封控措施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大家對清零政策對經濟的打擊相信都心裏有數，我在這裏就不提了。清零措施的效益呢？這要視乎它能救多少人命。

國際大都市與防疫成功有沒有必然關係呢？答案是未必。上海人口共2500萬，國際人士只有0.8%，但和其他國際大城市相較，累計死亡人口僅503人。

西方採取與病毒共存的「躺平」策略，風險不小。重病與病死者在醫療開始針對之下規模減少，但死者亦眾，後遺症缺乏應對和報道，形勢未如表面的樂觀。中國堅持動態清零，是人命為重。

解決疫情，香港才可全面開始復原，並尋求發展。解決基層住房問題，可以根本解決社會最大的矛盾和分歧，有利社會和諧，消除政治危機。

現屆政府已成留守者，以往績看，很難對之有期望。新一屆政府是香港希望所寄，防疫治疫政策怎樣抑止疫情，怎樣與經濟、社會、民生平衡，將是考驗。

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必須跟隨全國抗疫政策，積極配合；但同時我們應摸索出一條適合香港自己的抗疫政策和應對方法，釐清我們的抗疫目標，探索到底可以怎樣做。擺脫清零、共存之爭，盡快令香港走出困境。

由於政府未有直接從電訊營運商獲取移動電話使用數據，以及SIM卡實名制未全面普及，引致特首林鄭月娥口中的大數據欠缺基礎建設發展，無法管控密切接觸鏈。

對抗疫情，最「正路」的方法始終是開發疫苗、特效藥，以生物科技帶動研發工作。動態清零的方式是結合醫護和行政措施，好處是見效快，但耗用的人力物力太大，只屬一時之計。

事到如今，大家關注「看不見林鄭月娥」會否成為事實？但在疫情消失之前，肯定不會實現。以後呢？走着瞧吧！

疫情緩和之後，香港真的是百廢待舉。如何重振經濟、恢復對外往來，都要從長計議。中國終歸要重回國際社會互聯互通，香港何嘗不然？適當地展開探討疫情緩和後「與病毒共存路線圖」是務實做法，不是彌天大罪。

為集思廣益，團結香港基金周一下午特別邀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醫生、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醫生等專家學者，舉辦線上論壇，期望為社區帶來希望，共同對抗疫情，克服逆境。

我們總會需要與大陸通關，還會跟國際社會通關。大前提當然是高於九成的完整疫苗接種率。然而，我們在防疫工作要成功，應同時注意3個概念：精準防疫、設計思維和戰略行動。

中共中央視抗疫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戰爭，習近平的動員令不啻也是對着黨員說，你們要以身作則不怕危險，走上抗疫第一線，不能像港官般都躲在家中對着電腦辦公。

問責是一回事，但硬說政府沒有落實動態清零，而且是故意放軟手腳、陽奉陰違而造成今日局面，我覺得是言過其實，把抗疫工作過度「政治化」了。

動態包含變化，要適應時勢的轉變，具體政策措施可有不同。從每天萬宗確診到清零會有不同階段的防疫治疫方法，無必要一成不變。

與病毒共存，和病毒為伍，等同與敵人共舞。那是認同「部分人可被淘汰，容許放棄部分人」的叢林法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中西抗疫模式的本質分別在此。

去年5月底，第4波疫情結束，袁國勇建議政府準備第5波的到來，向市民推廣疫苗接種。但是，政府浪費了寶貴的7個月，打疫苗進展緩慢，欠缺推廣。高官口口聲聲「以風險為先」，請問之前做了多少風險評估？

種種莫名的堅持，往輕的說是個人固執，往重的說是視內地的做法是禁區，不能學也不能做。現在再說全民檢測可能已經為時已晚，特區政府應該立即啟動研究，感染者超過100萬之後，社會如何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