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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港區國安法》只會適得其反，不但不會為香港帶來安穩，反會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動亂。我認為這樣的估計並不現實。如果《港區國安法》真是起不了什麼作用，西方就不用這麼緊張了。

運動轉瞬又是一年，勇武派成功將香港帶進全球的視線，但到了今天，堅持勇武的邊際利益是否仍在呢？

領導過程產生的壓力就如把全香港放進一個會調節溫度的「壓力煲」，而正在發揮領導的示威者須經常揣摩民間脈搏，懂得把行動所產生的衝突調校於「健康壓力範圍」內，讓支持你的人繼續支持你，不支持者也逐漸改變信念。

「裝修」藍店和破壞商場，今天，除了肯定抗爭仍然存在外，意義不大，是時候勇武示威者反思己方行徑是否與左派無異。

是勇武的示威者在去年6月圍堵立法會防止「送中」惡法被通過，但往後接近七個月抗爭運動歷久不衰，和理非對抗爭運動的支持是關鍵。踏入2020年，抗爭運動不能停、不會停，和理非要做到五大堅持。

愈來愈多事例證明，官方和警方只着重「先行高壓、後輿論戰」的策略。林鄭月娥和北京至今仍然政治不作為，對「五大訴求」愛理不理，才令社會炸彈更難拆除，還製造日後更大的危機。

抗爭者應該相信香港人。他們心中的一團火不會這麼容易熄滅，很多人在不同戰綫正在做大量工作，要這個政權及其支持者付出代價。

在一國與兩制間如何找到、把握二者的平衡點，需要的不只是對政治現實的理解，也需要一點歷史智慧與理論的勇氣與想像力。

當我聽到佔領者志高氣昂地說：「對不起，我們帶給大家不便，但請相信我，我會將帶給大家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這是一個何等高尚的理想，但這是一個短期內可以實現的目標嗎？

北京應該很清楚，出動解放軍，雖可迅速止暴制亂，但會破壞一國兩制，若因而被西方制裁，有機會令香港再也無法發揮它的特殊功能：以補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足。

從中央的種種反應來看，中央完全沒有向反對派就範的跡象，反而在盡一切努力，對反對派進行反制。

重大的不公義帶來重大的憤怒，和理非和勇武都是不公義的受害者，他們又怎會不站在同一陣線？

現實是若要達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那就真的非革命不可了，但要革命成功，卻非提升暴力水平不可；然而，提升暴力既非反對派的強項，亦不為市民所樂見。故「時代革命」不會成功。

對北京來說，街頭暴力並非最頭痛問題，最後如果要出動解放軍平亂，香港必可恢復秩序，也不會落入外國手中。北京最傷腦筋的，其實是雙普選。

所有愛惜香港的人，無論是黃營、藍營、警隊、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解放軍或者武警，皆要從北愛的悲劇汲取教訓；正如邱吉爾所言：「不能從歷史學習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日前指出，北京勢力非常強大，香港示威者應「見好就收」，否則恐怕「白白犧牲」也不會得到勝利。

我相信，即使是同情示威者的人，亦很快會發覺，每次遊行後都進行堵塞馬路是不好的，因為它妨礙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為經濟活動帶來嚴重的損失。

政府應先訂出一個限期，讓自知已觸犯刑法的勇武分子在這個日子之前向警方自首，並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交代；只要承諾以後不會再干犯同樣的罪行，警方就可以既往不咎。

政府現在最應該做的，是要避免反對派可以拿到指控警方使用過度暴力的把柄。政府可以公開宣布，為了避免暴力升級，政府會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裏主動避免衝突及使用武力。

香港一直是多元社會，黃和藍之間隔了很多層不同深淺的綠。這次，權力的傲慢和粗暴突顯了制度的死穴。

現在買樓要避開那些不准警察進入的屋苑，因為那些屋苑將會變成新九龍城寨。

政府一定要果斷維護法紀，向暴徒發出最嚴厲的警告，所有犯罪者均會繩之於法。

從來管治者失去市民的信任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得以修復，因此，即使建立對話平台，但缺乏真正需要溝通的人士，結果也可能是事倍功半。

既然以年輕人為核心的抗爭行動在8‧18展示和理非一面，政府應該把握這個契機，答允正式撤回修訂及原則上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藉此釋出善意，作為開展對話的基礎。

就應對時局而言，岳飛這位古代名將的成長經歷，亦有助於我們「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一代人好好思量，引為參考。施教者若能因勢利導，以機靈善巧的方式讓學生領略它的豐富內涵，實在比照本宣科有意義得多。

大台不在，德義為規。這除了可以減少個别人的錯誤為運動帶來嚴重損失外，亦能減低被壞人滲透搞亂運動的機會。勇武與和理非同行，秉持正面的價值觀，一同進化，抗爭運動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