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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廣東凱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的管喬中以「過來人」身份指出，在大灣區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關鍵是吸引企業前來投資，並寄語投資者必須「有信心及不怕輸」。

在香港，我們每天都在做冗餘的工作，我們可以比如說10小時的工作能不能縮短，把反覆的工作留給機器。我們一定要不斷學習，不管會不會被取代，不管有沒有AI，未來很多東西都會被取代，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學習，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卻表現得忌憚三分，是否真的反映中美之間的科技發展差距已經收窄，甚至到了可以爭一日之長短的地步呢？

張建宗坦言，特區政府面對不少可能是十多屆政府都無法完全解決「老大難」的問題，但也不爭一日之長短，希望未來為年輕人帶來希望，以民為本，與年輕人同行，因此本屆政府尤其重視青年的工程。

今天的中美關係對大家的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中美關係這盤棋局裏面，我們實際出牌的是美國人，那我們要一步一步看它怎麼出。

普華永道稅務及中國商務諮詢總監李志雲說，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金融中心，與深圳合併計的創新指數亦高，「為何會有大灣區的概念？其實就是整合11個城市的優勢，然後互補，好像踢足球11個人，一齊出去打。」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認為，大學與社會應存在「容許失敗」的觀念，師生自然能夠勇於嘗試，若固步自封，科研水平只會停滯不前。

發展創科產業的最大困難是現有法規過時，未能配合科技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因如此不少創科商業模式未能推行，又或者舊有的法律無法有效地保障市民的權益及安全。

本社周年論壇邀得香港三間大學的校長對談，討論創科新發展；另邀得企業高層和學者討論，就中美新關係發表看法。

張建宗認為，香港得天獨厚，只有730萬人口，卻有四間大學打入全球百大學府殿堂，是不容易的，加上有好的治安、體制，是香港成功的地方。

面對中美貿易戰，張建宗說自世貿成立以來，各國成員都透過削關稅、消壁壘來促進貿易，故世貿成員應按承諾、世貿框架、遊戲規則行事，但美國卻發起貿易戰，直斥「貿易戰無人贏，是無贏家。」

現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需要本地企業勇於衝出香港，進軍內地，開拓商機。

潘樂陶博士多年來心繫母校，除了今次捐贈1億港元以支持理大的科研工作外，他本人及其公司自2000年起共向理大捐款逾350萬，包括多次捐贈奬學金及款項以支持母校的舊生會，學術峰會及學術發展。

譚鐵牛院士認為香港科研發展時機大好，既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決心，亦有創科發展的需求和創科領域的基礎，社會各界更在創科上達成共識。

內地愈是開放、愈是跟國際接軌，香港聯繫國際的門戶和樞紐功能愈見重要。香港金融發展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接再勵，再創高峰。

内地創科産業發展蓬勃、求才若渴，企業不會耽誤時間，要求受聘的科技人員一上班便馬上交出所有背景知識產權，這現象絕對不健康。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深圳着先機，卻從未自滿，綜合發展，教人刮目相看，如今站在第二個40年的起跑綫上，深圳繼續以開放的政策，凝聚敢創敢搏的年輕人才。

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獨特定位，四個創新的特點正正與中大的創校使命不謀而合。

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強調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本地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馬雲認為，香港並不只是屬於香港的，也不只屬於中國，而是屬於世界、屬於這個世紀的；香港人不應只看到香港，年輕人該放眼世界各地。

筆者希望在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及科技策略之下，香港可以加快經濟轉型步伐，由傳統的服務型經濟成功過渡至創新型經濟模式。

張翔教授與港大校友會面時，回答有關他與香港的聯繫、加強國際交流、建立協作文化、聆聽學生和校友訴求、言論自由等問題。

談及「9+2」城市各自的定位和城際互動，論壇上有嘉賓指中國30多年的發展就是競爭和合作——9個城市之間如保持高強度的競爭，對科研企業科研單位大有好處。

上世紀90年代，全世界主流都認為「信息、資本、人才、高科技的流動」是對全球文明和全球經濟化的最大的推動力，但是現在發生了變化：未來全球化主要是在發展中國家。

最大的工業是房地產，令香港的人才對創新科技不大感興趣，大學能保持現有國際的大學排名好不容易。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他首先提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指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推動於2017年讓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他又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中英聯合聲明》亦不是落實普選特首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