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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走「中國式現代化」是必由之路，這條由政府領導、全民共建的大道，不能沒有「高質量」的法治。未來的中國將步向更有法度、更公義。

近年西方的右翼政黨紛紛取得執政機會，就是民主國家以選舉方式解決其國內價值衝突的機制；但能否徹底解決價值衝突，尚是未知數。

不管做任何事都以利益眾生為主，即是佛法說的慈悲。當我們知道在適當的時候，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這就是智慧了。

2018至2022年期間，筆者擔任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主席，審理精神病人的去向，當中受到不少投訴及針對，甚至演變成刑事恐嚇及企圖襲擊。幸好這次，我有這麼多人在支持我，若是其他人怎麼辦？

在數字經濟高速增長下，如何可保證被數字社會排擠之外的群體權利？由踏入高齡社會的今天，數字世界裏應該某程度上維持非數字化服務，「數字包容」這一話題具有深遠意義。

鄧炳強認為，中大校訓「博文約禮」最能概括中大精神，「我希望中大畢業生慎思明辨，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責任感的人，並擁有愛國愛港的情操，貢獻香港，貢獻國家。」

SSD原意是需求管理，既然無法短時間大幅增加供應應付龐大需求，政府推SSD去減少需求，聽來像挺合理。然而，雖然SSD成功遏止了投機性的需求，它也同時遏止了投機性的供應和二手樓的供應。

以筆者多年的觀察及個人親身經歷，Bernard是一個能將「人本領導」思維落實的卓越領導者。他待人處事經常展現着富人情味的「人本思維」，他不以人的職位及權力高低而決定擺什麼款。

雖然我們都不是能「止戈為武」，反而我們可做的是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具有俠義之風，認識真理，勇於向那些惡者說不！

俄羅斯最近出現不少地下文學，一些朋友翻譯給我看，其中一首《懲罰歌》深入淺出，說出願望與人心。

一個國家若是沒有實力地位，即使有公理在手，最終亦難逃被強權主宰的命運。老實說，我並不相信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是出自公義，而不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如果互不相讓，各走極端，香港不會是公平和關愛的社會，更可能返回上世紀60、70年代的情况——港人的價值取向，一切以金錢（搵銀）為準，所謂香港精神，離不開個人的財富和享受。

最近警方揭破「光城者」案件，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語重心長地質問香港社會，為什麼這群年輕人、這些學生會被人荼毒，成為出手的那個呢？ 其實，整場的黑暴「是一個世紀大騙案」。

法律往往涉及一些價值取向，有時候，我們未必同意最後的選擇，尤其是當案件會有超過一個可能和合理的選擇。有時候，我們慶幸我們只是律師，不需要作出艱難的決定。即使能達致公義，亦往往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政府的成立不會三分而立，但運作宜三分而治，以防濫權。由於三權分治為的是更好服務國民，個人認為說分治而互相配合並無不妥。

根本公義要求全民真正生而平等和全民都按公平的遊戲規則活動。但現實是貧富有別和存在歧視。我們寄望的是社會更多人以易地而處的心態理解政策和制度。

今天香港，不少人要在維護公義和配合政權暴政之間作出選擇。香港崩壞的速度有多快，視乎有多少人勇於維護公義，抵制暴政。

本文嚴肅地檢討抗爭運動的相關原則和策略，讓正義的行動得以問責規管，無愧初心，繼而珍惜民氣，沉澱民粹的躁動，迴避道德的黑點，保護踐行公義的種子隊。

本文倡議當局應該盡快處理被捕人士的案件。反修例運動至今已經接近一年，漫長的等待和不確定性容易帶來焦慮。「遲來的公義」損害公義的原則，也容易使公眾懷疑香港的司法制度。

一個冤家、一個逆境，往往令我苦思對策，只須面對問題，便能經歷學習和成長。然而，很多人會用另一個心態看待逆境和失敗，釀成一生的憤世嫉俗、酸溜溜、負面衝擊。

馬道立2020年度法律年開啟典禮致辭時指出，社會應當珍惜法治，法治是凝聚社會的基石，因為一旦法治受到破壞，社會要復元將殊不容易。

在今次社會事件中，醫護界有不少人發聲。醫生和護士也是人，當然會有不同的政見和立場；但當穿上制服後，我們便應放下自我，全心全意以病人利益為先。

法律絕對不能凌駕公義；守義達義才是法治的精神。

抗爭者的「激烈」行為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被定性為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衝擊法治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是政權發出將會加強鎮壓抗爭運動的信號。

時至今天，我們面對老子時相類似的處境，同樣是面對人類生存問題，也同樣在探索如何求變，「和諧自然法」會是一個方向。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

究竟這個「平衡」本身，是不是公義的平衡？若不是公義的平衡，我們就沒有必要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