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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簡約公屋的本意，是協助改善劏房戶及長期輪候公屋但未能上樓的基層家庭。本意雖善，然而「魔鬼在細節」。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房屋供應是未來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重中之重，政府與其將大部分土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倒不如學習他國借力，在批地條款之上，限制發展項目部分單位必須售予基層家庭。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馮可立認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

目前香港有許多土地發展計劃，小至改變學校、大至明日大嶼，現在硏究了發展高球場計劃，只涉5%的高球場，為何忽然變成了焦點？到底目的何在？為何還要拉上「打擊資本家」？扯到中國的共同富裕上？

SSD原意是需求管理，既然無法短時間大幅增加供應應付龐大需求，政府推SSD去減少需求，聽來像挺合理。然而，雖然SSD成功遏止了投機性的需求，它也同時遏止了投機性的供應和二手樓的供應。

公共資源有限，若房屋標準定得過高、出售居屋定價過低，再加上購買公營屋有機會賺取高回報，公營房屋只會淪為抽獎遊戲，偏離公營房屋的政策目標。

如何「強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建立關愛社會」？候任特首似乎未有太多着墨。不過，他在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如何「提速、提效、提量」就提出一些較具體的措施。

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同時提出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過渡性房屋不是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嗎？其實，市民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徹底或短期措施，最重要是他們的住屋困難能盡快得到解決。

政府首先唔好再讓公屋租戶買回他們的公屋單位，否則只會製造更多劏房戶。

特區政府如能夠明確施政立場是維護弱勢社群，凡事不致過度向既得利益階層和資本壟斷集團傾斜，已經足夠。就算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如果是違反公平公正原則的，都應改變。50年不變，不是什麼都不變。

特區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一直踟躕不前，有本身的施政決心問題，也有房地產商這個利益集團 too big to fail 的原因，現在中央政府給予尚方寶劍，且看特區政府如何釜底抽薪，貫徹中央交予的任務。

回歸初期，董建華「八萬五」計劃夭折之後，歷任特首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都顯得束手無策，明明香港有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土地運用率僅及新加坡一半，但歷屆特區政府都陷入「無地建屋」的困境。香港的土地究竟去了哪兒？

社會、政府的作用是集中資源辦事，裨益大眾，也要救急扶危，作為國民的最後支援。只有這樣，才可建立國民的共同歸屬感，團結一致克服任何困難。香港政府難道做不到？

政府官員要以一個嶄新思考來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千祈唔好以為人口增長緩慢，對房屋需求數量就沒有迫切性，從而沒有積極解決房屋供應的老問題。

重推租置計劃的致命傷，是政府不可能持續以低價向所有想以廉價買公屋的人賣平樓。大家更要想一想：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這樣賣那麽多的公屋，又有誰會以高價向私有化公屋的業主買公屋？

相信疫情平復後，舊樓成交會活躍，但能否「旺丁又旺財」，要視乎業主能否把握併購機會出售物業。

現時在香港而言，最明顯的是，市場對股市及樓市的預期，跟經濟表現預期是完全兩回事。港股的主要組成部分，與香港經濟表現關係不大。至於樓市，一句供應不足，已經由經濟因素本應造成的利淡徹底推翻。

政府與其出動《收回土地條例》去強收私人手上的土地，不如及早把私人手上的土地改劃作可發展用途，然後利用市場機制去促使土地擁有者及早開工發展。

有不少人問我林鄭這份《施政報告》值幾多分，如果是去年的話，我會畀80分，今年我扣10分，只值70分，原因是遲了一年，不過，遲到好過唔到。

為什麼林鄭月娥出任行政長官兩年，面對覓地建屋的迫切問題，一直不肯大膽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到今天才願意「突破傳統官方思維」呢？

一塊原本規劃作興建公屋的土地，現在政府可透過收農地起公屋而達標，原本打算興建公屋的土地便可轉售到私人發展商手上。但這樣做，財政上跟收農地起私樓有什麼分別呢？

林鄭月娥透過視像向市民公布她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措施包括每年恆常向學生派發2500元學習津貼、調高在職家庭津貼金額、為「N無」人士發派現金津貼，以及提高交通補貼每月上限至400元等。

在燃燒彈下的《施政報告》，房屋問題應該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當然是政府如何止暴制亂，究竟政府應該怎樣做，我相信特區官員已經有一套一般人不明白的方案，而我又不是那方面的專家，倒不如講番房屋問題。

世界各地的公民運動經驗證明，大規模民眾運動釋放出政治能量後，必須找緊機會，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促使政府盡速接納及實施。

拿地產商祭旗，不會有太多反對聲音，但對當前「止暴制亂」不會有什麼效用，對爭取民心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政府想顯示自己仍有些作為、希望能「做啲嘢」，如此而已。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認為，香港今天遇到問題不是房屋問題，而是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不是供應問題，而是購買資金不足的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今天發布最新房屋政策建議，提出「港人組屋」計劃，提出建公屋可租可買、租金津貼、鎖定補價、首次置業免息貸款等十項政策措施，實踐全民安居願景。

收地無罪，起屋有理？懂政治經濟學的人，隨便可數出收農地起公屋的七宗罪。

有老友不明白示威者每時每刻都提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點解到關鍵時刻，即使是出類拔萃的大學生亦不能回答。

自從修例爭議爆發後，社會的嚴重撕裂更明顯浮現。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分歧特別嚴重，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

租置計劃在1982至1994年落成的99個公共屋邨其中39個推行至今已20年，且看看其對家庭穩定性之實質影響。

新移民搶公屋呃綜援，跟舊移民搶公屋呃綜援有什麼分別呢？分別是舊移民曾經對社會有貢獻的話，何不索性妖魔化所有對社會貢獻淨值是負數的社群？

面對造假作大的風險，正確的態度是別只看新聞，更加不要只看某地方某一個傳媒的報道。多讀書多觀察多思考，不依賴個別傳媒。

特區政府師法獅城，但似未悉箇中奧妙，措施自相矛盾。左手殷切覓地建公營住房，右手放行流入私樓市場，供求永無平衡之日。

香港發展面對的真正挑戰，並非長者或兒童的相對貧窮，而是青年瀕窮，皆因在職年輕人缺乏足夠積蓄及時置業，從而分享社會經濟繁榮帶來的裨益。

對於房屋政策，林鄭月娥重提曾推出「娥六招」，但關鍵仍在於「地從何來」，不論是住屋、休憩空間、文娛康樂、創科等，始終需要土地發展，「否則一切計劃流為空談」。

要實施23條國安法，會涉及香港法律的修訂，每一項修訂都是高度敏感且充滿火藥味。相比之下，土地房屋問題雖然棘手，但牽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不是政治對抗，應該較為容易處理。

石禮謙指出，房屋問題不是居住環境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問題不是香港土地缺乏，而是政府要用心地關心市民，令社會分享更公平。

要在短期內紓解房屋短缺，香港只須撤除現有規管關卡之一，就是為公營房屋開放出租市場，可立即大為紓解供應短缺的困局，而此舉並不妨礙覓地建屋，但若不從速進行，房屋短缺問題勢將愈趨惡化，難望好轉。

一張張衰老淒戚的愁容，在牀位望向鏡頭，他不也曾為香港建設出過一分力嗎？當樓房呎價過萬元時，他不也值得在一個小單位莊嚴地呼吸嗎？

或許政府不願見居屋流失，新猷變相與出租公屋看齊，轉手居屋奇貨可居，實自相矛盾。

要是有一天香港政府終於改革公營房屋出售計劃，我倡議應以新加坡模式為藍本，再加以優化。與其採用分租形式，不如推行工資等值或租賃安排，有關改革其實比想像中容易。

目前，香港對填海所得土地用途的監管十分有限，這個問題從審批工程到項目竣工之間一直存在。

新加坡以公屋為主，從福利擴展至商品；香港以私樓為主，從商品伸延至福利，兩地政策起點有別，定位不同，但殊途同歸。

照道理，香港大部分人都應該可以居者有其屋的，因為大部分人的收入都足夠為自己的住屋付出建築費及發展商應有的利潤。

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上一籌莫展，想法多多，但實際近乎零。為表誠意或為高樓價的民怨消消氣，高球場及部分私人佔地會所，似乎有需要被開刀祭旗。

香港有加起來幾千公頃的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使用價值低的農地、棕地、私人遊樂場，以至綠化地可供使用。

其實「經濟3.0」不是反對興建任何公屋，所謂「驚世講法」只是指出政府收地只建公屋被忽略的客觀後果，同時提醒大家公屋制度的根本問題在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