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公屋

雖然香港人的住屋負擔要輕一些，但仍然十分沉重。儘管香港人的住屋開支相對較低，但人均居住面積卻極為狹小，遠低於其他先進城市，反映了本地人在住屋質量上的沉重負擔。

如果每年興建的公屋數量倍增，建築開支也會隨即增大，那麼房委會的可用資金就愈來愈少。要解決資金缺口，當然不能缺乏政府的支持。但當政府也要面對財政緊缺的問題之時，房委會也應該作進一步審慎理財的準備。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認為，新加坡無疑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借鏡，但當地有自己獨特的民生福利制度，並不是香港可以容易學習的。

隨着供應前景持續改善，團結香港基金籲政策重心應從提量轉向提質，逐步提升公營房屋單位面積，及當中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明報》撰文表示同意，政府要削減財赤，如何在各項社會服務開源和節流，至關重要。

若公屋能真正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儘管財政負擔沉重，大家都應該接受。但問題在於，目前集中資源、不惜代價建公屋，其實是「落錯了藥」，不但解決不了今日的問題，更會製造出明天的問題。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報章撰文總結，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民生福利部分，算是中規中矩，紓緩中下階層的生活壓力之餘，也確保赤字不至於惡化。

筆者同意現在不宜開徵一些會削弱經濟景氣的稅種，但宜在最近的輸入外勞新政中加入「外勞稅」，一方面以此稅確保本地勞工有優先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以此稅增加財政收入。

我認為，香港各界是時候檢討，到底福利的目的和邏輯應該是什麼？──是用福利來扶基層市民躺平，還是扶他們為自己努力、扶他們向上流動？

昨天，我又到榕樹頭去，以為大家都會談新鮮熱辣的《施政報告》。誰知，大部分反應是：「與我何干？」

目前政府斥巨資興建簡約公屋，是以金錢換取時間去盡快安置不適切住房住戶上樓的安排。但筆者認爲，這只應是個短期的權宜之計。重建高齡公共屋邨的優次及時間表，應以衡工量值原則釐定。

今天香港正處於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多方面需要撥亂反正，我們不能迴避分析大勢及檢視過去政策的某些不理想後果。有三個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因素須討論一下，它們是土地、人才與地緣政治，這三者又是互為影響的。

在一國底下，特區政府治港取向和北京重民輕商同步，理所當然。

政府決定按幾年前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土地的社會共識，應對民怨沸騰的社會大事件，以迫在眉睫的態度處理，合情合理合法，應該獲得支持，只是決策過程有點難看。

原定今年年底實施垃圾徵費，當局已建議延至明年4月1日推行。首6個月將設適應期，對違規人士盡量給予口頭警告，視情況可考慮適當延長適應期至一年。

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公屋的議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然而社會卻忽略了原居民的心聲，及其背後的歷史、生態價值，甚至反映政府政策之拙劣。一顆明珠，硬生生把其切掉一角，那還算是一顆明珠嗎？

興建簡約公屋的本意，是協助改善劏房戶及長期輪候公屋但未能上樓的基層家庭。本意雖善，然而「魔鬼在細節」。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房屋供應是未來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重中之重，政府與其將大部分土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倒不如學習他國借力，在批地條款之上，限制發展項目部分單位必須售予基層家庭。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馮可立認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

目前香港有許多土地發展計劃，小至改變學校、大至明日大嶼，現在硏究了發展高球場計劃，只涉5%的高球場，為何忽然變成了焦點？到底目的何在？為何還要拉上「打擊資本家」？扯到中國的共同富裕上？

SSD原意是需求管理，既然無法短時間大幅增加供應應付龐大需求，政府推SSD去減少需求，聽來像挺合理。然而，雖然SSD成功遏止了投機性的需求，它也同時遏止了投機性的供應和二手樓的供應。

公共資源有限，若房屋標準定得過高、出售居屋定價過低，再加上購買公營屋有機會賺取高回報，公營房屋只會淪為抽獎遊戲，偏離公營房屋的政策目標。

如何「強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建立關愛社會」？候任特首似乎未有太多着墨。不過，他在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如何「提速、提效、提量」就提出一些較具體的措施。

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同時提出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過渡性房屋不是因時制宜的短期「招數」嗎？其實，市民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徹底或短期措施，最重要是他們的住屋困難能盡快得到解決。

政府首先唔好再讓公屋租戶買回他們的公屋單位，否則只會製造更多劏房戶。

特區政府如能夠明確施政立場是維護弱勢社群，凡事不致過度向既得利益階層和資本壟斷集團傾斜，已經足夠。就算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如果是違反公平公正原則的，都應改變。50年不變，不是什麼都不變。

特區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一直踟躕不前，有本身的施政決心問題，也有房地產商這個利益集團 too big to fail 的原因，現在中央政府給予尚方寶劍，且看特區政府如何釜底抽薪，貫徹中央交予的任務。

回歸初期，董建華「八萬五」計劃夭折之後，歷任特首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都顯得束手無策，明明香港有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土地運用率僅及新加坡一半，但歷屆特區政府都陷入「無地建屋」的困境。香港的土地究竟去了哪兒？

社會、政府的作用是集中資源辦事，裨益大眾，也要救急扶危，作為國民的最後支援。只有這樣，才可建立國民的共同歸屬感，團結一致克服任何困難。香港政府難道做不到？

政府官員要以一個嶄新思考來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千祈唔好以為人口增長緩慢，對房屋需求數量就沒有迫切性，從而沒有積極解決房屋供應的老問題。

重推租置計劃的致命傷，是政府不可能持續以低價向所有想以廉價買公屋的人賣平樓。大家更要想一想：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這樣賣那麽多的公屋，又有誰會以高價向私有化公屋的業主買公屋？

相信疫情平復後，舊樓成交會活躍，但能否「旺丁又旺財」，要視乎業主能否把握併購機會出售物業。

現時在香港而言，最明顯的是，市場對股市及樓市的預期，跟經濟表現預期是完全兩回事。港股的主要組成部分，與香港經濟表現關係不大。至於樓市，一句供應不足，已經由經濟因素本應造成的利淡徹底推翻。

政府與其出動《收回土地條例》去強收私人手上的土地，不如及早把私人手上的土地改劃作可發展用途，然後利用市場機制去促使土地擁有者及早開工發展。

有不少人問我林鄭這份《施政報告》值幾多分，如果是去年的話，我會畀80分，今年我扣10分，只值70分，原因是遲了一年，不過，遲到好過唔到。

為什麼林鄭月娥出任行政長官兩年，面對覓地建屋的迫切問題，一直不肯大膽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到今天才願意「突破傳統官方思維」呢？

一塊原本規劃作興建公屋的土地，現在政府可透過收農地起公屋而達標，原本打算興建公屋的土地便可轉售到私人發展商手上。但這樣做，財政上跟收農地起私樓有什麼分別呢？

林鄭月娥透過視像向市民公布她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措施包括每年恆常向學生派發2500元學習津貼、調高在職家庭津貼金額、為「N無」人士發派現金津貼，以及提高交通補貼每月上限至400元等。

在燃燒彈下的《施政報告》，房屋問題應該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當然是政府如何止暴制亂，究竟政府應該怎樣做，我相信特區官員已經有一套一般人不明白的方案，而我又不是那方面的專家，倒不如講番房屋問題。

世界各地的公民運動經驗證明，大規模民眾運動釋放出政治能量後，必須找緊機會，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促使政府盡速接納及實施。

拿地產商祭旗，不會有太多反對聲音，但對當前「止暴制亂」不會有什麼效用，對爭取民心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政府想顯示自己仍有些作為、希望能「做啲嘢」，如此而已。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認為，香港今天遇到問題不是房屋問題，而是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不是供應問題，而是購買資金不足的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今天發布最新房屋政策建議，提出「港人組屋」計劃，提出建公屋可租可買、租金津貼、鎖定補價、首次置業免息貸款等十項政策措施，實踐全民安居願景。

收地無罪，起屋有理？懂政治經濟學的人，隨便可數出收農地起公屋的七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