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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忖本身都有某程度「撞聾」，歸納為年紀大機器壞，置之不理。如果時光倒流，退休前遇上同樣情況，必會毫不猶豫，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政府就如一台複雜無比的機器，有無數的零部件，縱使決策層的超級電腦有多精密，只要操作時鬆掉一根螺絲，整條生產線就可能出現嚴重問題。「愛國者治港」時代迎來新氣象，但能否讓市民真正感受到施政效率提升？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因應形勢，特區政府已開始意識到過去「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不合時宜，而逐步邁進「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更好結合方向。為此，筆者倡議參考國家發改委的機制去重組CPU和建立CePU。

中共二十大閉幕，各種學習活動隨之而來，一些機構和學校也在大力推動。剛巧碰見一位老師，他向我訴苦：「今天的學生真難教，氣死我了！」跟着，說了他與學生的對話，頗為有趣。

要真正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就需要由專家主導，若繼續像目前這種委員會式程序主導，最後只會一事無成。

特首希望加添一項新程序，確保下一步實施新政策過程中，不會出現對某些受惠群組意想不到不公平待遇，或其他甩漏情況。這樣做能否成功？

只重程序，違反常識，不講人情的官僚文化，事實上也非始於今天。

香港長久以來對於教育和文化藝術只花錢在活動，而不花錢在培養香港人，這正正是2019年動亂爆發的一個原因。大家不知道香港的文化價值，從而有很多怨氣累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提出各級公務員劃一加薪2.5%，周三（6日）將與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職方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盡快尋求行會最終決定。

在特首的領導下建立核心團隊，做到立場一致，真正為人民服務，和國家的執政黨同向而行。一國先行，兩制隨後。寄希望於候任特首的感染力及親和力，還有就是公務員學院的具體引領，可謂任重道遠。

隨着新時代的來臨，公務員同事會有更廣闊的空間，建設社會，貢獻國家。我深信所有公務員同事，會一如以往，全力配合下一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帶領香港邁進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行政會議臨時決定，抽起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議程，留待下屆政府作最後決定。現在薪酬趨勢調查已經做完，政府為何不打鐵趁熱，及早拍板了斷，還要把包袱留給下屆政府？所以有人覺得事情有點不尋常。

打工仔為何反對公務員加薪，我有點不太理解。作為打工一族的成員，應樂於看到社會的整體工資水平上升，而不是下跌。這樣，打工仔的收入才會水漲船高。

觀乎過去5屆政府，常任秘書長或部門首長脫離公務員行列，加入問責班子，為數不少。他們有一定的優越條件，工作上駕輕就熟，深知繁文縟節的辦事程序。

未來5年是開啟「愛國者治港」發展新篇章的關鍵5年，社會各界均對新一屆政府有着極高期望。短期內希望政府盡快訂立與內地及國際的「通關路線圖」，長遠期望帶領香港實現「十四五」規劃之國家目標。

雖然我們都不是能「止戈為武」，反而我們可做的是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具有俠義之風，認識真理，勇於向那些惡者說不！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李家超的政綱有遠見而且準確地應對了2019年動盪的社會經濟根源。他任命的司長、副司長和政治助理將如何與現有公務員合作，實現四大政綱，這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成效仍有待觀察。

政府早前呼籲全民快速檢測時，出現了一個非常令人擔心的漏洞，就是衞生廢物處理的問題。港府至今仍然沒有妥善地處理好這些問題，看來政府內部似乎協調不足。

李家超及其競選辦面臨的挑戰，是通過具體的政綱贏得更多選委的心。那些輕視這次特首選舉重要性的批評者，忽略了中國式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成分，香港也不會例外。

動員公務員抗疫困難重重，源於過時的公務員架構、制度、程序和風氣已經難以應付如今的挑戰。疫情退卻後，政府有必要大刀闊斧推行改革，改變公務員體制內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建立有擔當和具號召力的領導層。

要控制傳染病擴散，唯一方法是在疫情爆發之前或之初採取果斷措施，而這恰恰是公務員的觀念模式與思維傾向的相反。事實證明，公務員的腦袋無法充分掌握「幾何級數的增長」這個概念。

新聞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事業。即使把它看成是一種職業，也要講求職業道德、職業勇氣和職業智慧。阿施的專業道德和勇氣，已毋須置疑，而他的專業智慧也是值得借鏡和效法的。

這些年來，林鄭最缺乏的，是一種開朗和悅、親民的陽光之氣。但她的不屈不撓、迎難而上、盡忠職守的精神，還是值得敬佩的。若能再加一股中華文化的凜然正氣、家國情懷與民族節操，則近道矣！

要克服學習的恐懼，就要給學生學習的自主權。是故，學習人士需要的不是寫作指南，而是關於寫作的「自助書」。

公務員給民眾的服務印象，就是按章辦事行事，保守被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心態同樣出了問題，部分公務員被調清閒位置也不介意，一心等退休。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某些立法會議員於議會內外阻撓政府施政。

公務員行列之中有一種文化，人人像早上起床未洗臉的樣子上班，甚至上電視、去記招、見議員，我卻覺得有點不尊重人家，有點像穿了睡衣上班似的。

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幾年前做過特首的梁振英，肯定較已離開政府十多年的筆者，更有資格評論現時公務員的工作態度和效率。不過，我對他稱檔案在不同部門互傳幾個星期事屬平常感到意外，這不是我當年經常發生的情況。

筆者認為，到內地掛職，是改變香港公務員文化中根深柢固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心態最好的辦法。

論語有一句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道理也適用於有責任帶頭抗疫的政治官員和公務員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