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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何漢權表示，兩會期間的責任是「認真參會」、「參政議政」、「對外發聲」和「嚴守會紀」。

飛機的運輸成本高、物資極易毁損、容易導致物體墜落意外，且物資落地後，若地面人群控管不力，必然會出現爭搶物資情況，險象環生。因此，空運絕對不是有效的物流方案，美國當然對此亦了如指掌，但它依然一意孤行。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香港和澳門預計將比以前更加「社會主義」，以更有效的方式處理民生，同時盡可能使兩個城市去政治化。

「毋懼挑戰，把握機遇」──李慧琼議員和李子建教授在「從『兩會』看國家發展」分享會中，以此番寄語作結，勉勵年輕人。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於2023年3月27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順利選出第17屆（2023-2024年度）理事會成員，由潘燊昌連任新一屆會長，鄺正煒擔任常務副會長。

中國宣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即執政的共產黨和國家兩方面都進行改變，首次組建新的金融及科技決策議事協調委員會，是否對應了金融戰和科技戰？

香港進入回歸第2個25年，中央政府多方保證「一國兩制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大局下，把握機會多從教育角度認知國家，是情義是責任所在。筆者期望，和平的召喚，無理橫蠻圍堵中國的西方國家，用心用耳去聽。

2023年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務實掛帥顯然是中央對港澳政策的標誌。

李澤鉅不能連任全國政協常委，竟然是普羅大眾街談巷議的內容。在政治圈中，更出現一個名詞：「中國式羞辱」。

一年一度的兩會，不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利用來爭取選票的場合，而是和全國人民溝通的制度化的機會，做到集思廣益，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真正發揮一個成熟的民主代議政治體制應有的作用。

江迅兄是我一直對他的稱呼，他走了。從來平等視人、熱心助人、坦誠待人的江迅，在走的時候，受到無端痛楚的煎熬，對他是不公平的，願他一路走好，在此，我叫你一聲大哥。

國家對螞蟻集團、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科網巨擘的監管，並非單只是為了「反壟斷」及「維護私隱」，而是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過去兩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肆虐，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造成世界經濟動盪，各國政府都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要穩定國家經濟及社會民生，工作殊不容易。

中國政府控制人民，卻把人民的利益輸給自己的控制慾，這不是極荒唐的世界嗎？

中國的疫情是否如官方所說的那麼好？即使真的改善了，但這個時候舉行「兩會」，萬人聚京，會否又自製另一個感染危機？

特區政府官員呼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要忘記兩地在法治上的差異。港式法治是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貢獻國家的優勢之一。 

誰來評論中國？如果13億人都噤聲不語，只靠最高領導一個人的腦袋，試問中國哪來長期的創新和進步？在任何制度下，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都是發展的必要條件。

理性看待對外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不會用於貿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場開放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表推進。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四位國務院副總理中，有三人曾擔任地方省市一把手，承擔了多項關鍵的改革任務和區域經濟戰略的推進。

大陸兩會多半是嚴肅議題，不過早前記者會提問時，旁邊穿藍衣的財經記者翻了幾個大白眼，沒想到被央視全程直播。

中央領導人的發言稿有沒有講「高度自治」、在哪個段落講，或者發言稿關於香港的部分有多少字，這種分析是否具有邏輯根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或經長時間反覆驗證才能夠成立。

每年早春3月，都是炒股客引頸以待的兩會行情發酵期，不論是新炒抑或翻炒，只要有主題，那怕冇股炒。然而，一年一度例行公事式炒作，已淪為愈來愈機械化、公式化重複又重複的指定動作，既然一年一度燕歸來，年年如是，說甚麼兩會憧憬、國策預期或改革契機等等，惟又有幾多是兩會期間能真正出台？是以凡以概念、題材、主題標籤的股價炒作，每每傾向有如放煙花般燦爛卻短暫。 然而，中央在一度不斷強調改革的大環境下，再出現如供給側改革般以穩增長出發，卻出現催谷了上游通脹的副作用，只顧去產能，變相人為左右供求，未見創新，又何來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 內地始終經驗老到 總理工作報告中最惹市場關注莫過於經濟運行目標，6.5%的增長目標，未算具微言大義的實際性下調。內地智囊提議增長目標可以低一點，6%也沒有問題，惟似乎最少未來3年，內地增長目標都不存在下調空間。中央不斷強調的2020年達致小康經濟目標，背後由始至終都是要每年有6.5%增長的最低基本假設，變相認同了6.5%根本上是牢不可破的目標。 增長不能太低，除考慮到2020年整個5年規劃目標落實之餘，更重要是，在債務及信貸持續向上之際，增長一旦有所差池，債務佔GDP比重就必然較現在更高了。 今年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目標仍維持於3%，跟去年一樣，相當於額外有多2千億元(人民幣，下同)開支預算。而在8千億元基建開支預算不變情況下，年內擬透過PPP為首的其他項目，已批出的就已逾10萬億元了。事實上，基建從來都是刺激經濟財政政策主力板斧，好明顯，仍然對內地經濟產生頗為正面的推動作用，08年固定投資一度定下逾30%的增長目標，但近年已續回落。內地今年固投增長目標是9%，表面上較去年原本的10.5%增長目標大幅削減，留意基於去年實際固投升幅最終其實只有7.9%，在去年不達標的固投數字上，額外再多1.1個百分點的固投增長，其實已是相當之大規模。 基於通脹回升及行業價格上升預期，內地去年第四季的名義增長，已經急升至9.9%，預計今年最少首兩個季度，名義增長將會重見雙位數水平。名義增長的向上，配合實質利率的持續回落，理論上就是要鼓勵更多投資，這亦可以解釋到，即使內地固投增長目標仍然相對保守，全年的投資在計算更多PPP項目的話，實在是相當進取。基建谷經濟，內地始終經驗老到，特朗普式的經濟，即使稱不上是反過來抄襲中國，亦算不得上是甚麼驚天地泣鬼神之作。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