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全面管治權

香港曾經在過去崢嶸歲月裏，展現出耀眼光芒。香港在中國近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上，有它的內在價值和深遠意義，還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實驗和示範場所。

今天，23條立法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已經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當然，立法工作也不可能完全一帆風順。美西方等外部勢力和香港內部的殘餘反中亂港分子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想方設法阻撓和破壞此次立法工作。

港澳辦八個局的職責劃分，也是為了更有效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愛國者治港澳的原則。因此，港澳辦的最新重組，可以被視為北京實現對港澳「全面管治權」漫長過程的最終完成。

滙豐將在5月初舉行股東周年大會，會上將表決由小股東提出重組亞洲業務的議案，股東之一的中國平保近日公開支持小股東。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外資和中資金融機構之一，它們之間的紏纏背後有什麼意義和影響？

中共以黨領政，大政方針均由中共拍板決定，把港澳工作納入中共系統後，香港需全面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具體議題如對美國關係、台灣問題、應付「敵對勢力」等，香港都必須旗幟鮮明、敢於鬥爭。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中央各項政策措施，香港到底有多大知情權、發言權和決策權？涉及香港和鄰近地區的發展計劃上，香港可以如何為自己爭取利益？這也許是新時代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新問題。

除了背靠祖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扮演好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樞紐角色尤其重要，香港亦要加強自身優勢，推出更多吸引外資及凝聚人才政策。

正因美國擁國際敘事話語權，與他們講好香港故事，不啻與虎謀皮。我們一定要正視這冷酷事實，思考究竟講好香港故事的對象是誰，然後再深入研究內容。

習主席在參加慶典時發表了重要講話，為香港提出了「四個必須」與「四點希望」。今天在這裏先與大家一起探討一下這「四個必須」的意義所在。

雖然《基本法》沒有明文列出，但由於中央對港享有「全面管治權」，而根據中國《憲法》，特別行政區裏的制度由全國人大決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都享有對於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因此，她們有必要時可作出涉港決定。

平心而論，由於中央已經把「人心回歸」視為重要戰略任務，最近兩、三年特區政府在學校內推動中國歷史教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較以往積極，但力度和成效則遠遠不足。

在中央的指導、督促、支持和問責下，在越趨強大的愛國愛港力量的大力襄助下，我們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成為一個奮發有為、開拓創新、讓人耳目一新的政府，在極為困難的內外環境下砥礪前行。

李家超的施政想要得到什麼「結果」？是建屋數量？取地多少公頃？發展什麼新產業？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就說「以結果為目標」，如此說法太過空洞，「選民」無從得知他到底作了些什麼承諾！

《基本法》第121條在有關租金不變的條文中，列明「鄉村屋地」、「丁屋地」，而第40條卻沒有列明丁屋或丁權。這是否表示在草擬此條文時，人大有意保留丁權可以因時因地而改變的彈性？人大可否做得更多？

今年是本地的政治年，9月立法會選舉、12月選委會選舉；而特首選舉雖在明年3月，但有意角逐的人士今年中左右就要公開表達意向，及早部署，在選委會選舉中做工夫。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要讓一國兩制重新上路、行穩致遠，必須總結回歸以來的經驗教訓，做好「第二次回歸」。

在中國官場裏，一切事物都是「為今我所用」，而不是單純的為我所用。所以，即使是上級按政治需要而搬龍門，錯在上級，但也要下級承受。這就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另一種體現：上有立威，下要跪低！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四中全會帶來的訊息是中央進一步加強「管治」香港，並會透過種種措施，例如人大釋法，確保其意旨可以在香港通行無阻。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即使屬中央管理的或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中央大概只能阻止特區作出違反中央意願的決定，不能強制特區作出符合中央意願的決定。

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就要如習近平和其他中央官員曾多次強調，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不能隨意發揮，無中生有。

要理解關鍵詞「牢牢掌握」的精粹，大家可以參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被拒入香港時的回應︰「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權！」

各方都應高抬貴手，讓林鄭月娥和問責班子有時間和機會去改善施政，穩定社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