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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在80年代改革開放之前只是一個邊陲小鎮，人口不足6000人，但是近代卻名人輩出。除了留學教育的先驅，更出產不少大買辦商人。

儘管有一些反對意見，我仍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推動經濟快速復甦的正確原則是全球化（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多邊主義和全球貿易的增長。儘管當前的逆風可能會破壞這一願景，但人們仍然渴望擁抱全球化。

通識科以往爭議最大的就是考問內容，是否有同時和均衡地考問六大單元內容，或過分偏重有關香港社會的議題。今年的試卷能顧及香港、中國、全球的不同背景，算是合情合理。

兩大事件無疑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那就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正在上海發生的「封城」在一些人看來，是壓垮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俄烏戰爭則在改變世界格局，「一球兩制」更加明顯。

足球極端主義之風由1950年代初成，60/70年代冒起，到了80年代，已發展到由下一個世代接棒並主導的「新派極端主義者」。Ultras的種子，本來是全球球場上各處可見，只是在意國被昇華至最激版。

在複雜多變的環境裏，中國企業家必須建立更強的全局觀，對主體趨勢必須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同時對風險有全面的分析和判斷，並能建立底線思維。

美元霸權已出現裂縫，這正是因為美國不智地把貨幣作成戰爭工具的政策所造成。將來美國靠印鈔票度日的政策，很難在美元地位下降後仍能得心應手。

年輕一代成長的過程中，台灣經過了三個關鍵性的階段：1980年代啟動的「民主化」，1990年代出現的「全球化」，以及近20年來中國快速的崛起及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感。台灣如何在台中美三邊之中尋求平衡？

即便「一球兩制」是難以避免的結局，我們更不應該從「半融入」的狀態中退守，放棄尋找普遍認同的價值，我們必須與世界相融相知。在2022年這個歷史的轉捩點，我們需要突破與創新、信心與希望、敢想與實幹。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中國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而地緣政治、全球問題和科技帶來的新挑戰正在使整體環境變得愈加複雜。在此背景下，企業正在調整其戰略，而他們的全球戰略將會更多是以中國為核心。

沒有開放，一切都是空轉；沒有經濟，一切都是空談；沒有教育，一切都是空白；沒有文明，一切都是空洞。第五個詞更是關鍵，沒有和平，一切都會落空！讓我們謙卑地做和平的僕人、勇敢地做和平的使者。

中美脫鉤是一個集市場、政治、經濟、能源，以及全球化結構重組等因素多重影響的一個科學過程，不是美國想脫就脫得成，也不是中國抗拒脫就脫不成。

中國的執政者必須重新檢討中國的分配方式，不能再容許經濟發展的得益，大部分落入少數商界手裏。共同富裕於是成了增加內需，促進經濟內循環的必由之路。

美國本有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家，但可惜其政客目光短淺，不能掌握亞當史密深刻的思想。中國的經濟理論界發展並無特別耀目之處，但中國勝在對老祖宗的智慧掌握得不錯，在經濟智慧上比美國站得更高。

隨着人類尋求更多的互聯互通，脫鈎不會完全符合這一趨勢。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中美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脫過鈎，所以沒有任何再掛鈎的必要。

從賽場到職場，身懷各式本領的巾幗高手，以及英雄好漢，各自滙流到世上能用武之地，可謂無遠弗屆，因為人才的天下，是平的。

社會沒有了向上流動的階梯，導致現實不符合我們的假設「人望高處」，可是我們會覺得是現實出了問題，而不會覺得是自己的假設出了問題。看不順眼，覺得是世風日下。但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何文匯教授認為，國民身份認同是必要的，每個國家都會強調國民身份認同，這種認同可以給人一種動力，令人生有目標，做起事來事半功倍。

中國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商業創新的中心，中國創新的節奏和強度令人讚歎，這意味想要脫穎而出的企業，將需要極具創新性。

香港是移民社會，從來發展都靠人才，但不是依靠原有人才，而是海納百川。

美國將視香港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不會再給任何優惠。在北京看來，美國能夠做的，大部分已經做了。即便未來再向美國讓步，也不會換到什麼好處。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如我們理解全球化事實上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應該以全球化的視野來面對新冠疫情。

中西文化各有差異，但全球化背景下，疫情為全球帶來的打擊則要各個國家共擔風險。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教授預計，新冠大流行會加速歷史腳步而非改變歷史，美國領導地位不斷下滑，超級大國之間出現各種摩擦與衝突。

未來全球化仍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主規律，不過它的需求重心將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從西方加上中國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出「雙循環經濟」戰略，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中美貿戰及全球疫情內、外圍不明朗市場因素下，亦能維持合理的增長。筆者認為，此戰略對國家未來5年短中期發展非常重要，甚具策略性。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後的時代，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和創造性，將會迎來一場教育和工作革命。

美國大選臨近，儘管大部分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度大幅領先特朗普，但特朗普仍不乏忠實支持者。《紐約時報》社論版成員斯托克曼撰文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出於對經濟和對種族問題的憂慮而投票給他。

如果美國有信心贏的話，應不怕在全球遍地與中國較量，進行自由搏擊才是；毋須脅迫盟友，處處讓路美國，讓美國得以優先。

通識教育科內有個「全球化」單元，老師可借911事件19周年紀念日與學生探討一下國際互動的一些現象。

與人交往要做到親疏遠近得宜，已成現代人必須學懂的生活技能。心理學家稱之為與「國界線」相對的「私界線」。

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回憶青年時代，為當時「高度國際化的生活」而自豪，那是截至1913年9月之前的歐洲。完全沒有想到，災難就在這個時候降臨了，接連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炮火相向。我們這個時代會否步其後塵呢？

你想子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希望子女成為一個有抱負、有承擔、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嗎？

無論是僱主，還是公司裏的管理人員，對新一代的年輕人都普遍印象不佳，覺得他們的工作態度不如上一代。所以當有得選擇的時候，他們會請有經驗的人，或心態較成熟的人。年輕人的排位，排得不前，被挑中的機會不高。

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碎片化、機械人取代發達國家工人的趨勢下，環球經濟發展將會疲弱，貧富懸殊會持續惡化，希望不至釀成下一場全球災難。

二戰之後，儘管有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體系，但很多國際問題是通過西方體系得到解決，而非聯合國體系。中國早已開始為現存世界體系補充。如果全球化持續推進，人們甚至不要驚訝一些國家同時成為兩個體系的成員國。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全球化是一股強大和古老的力量，它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成吉思汗征戰全球的時代。但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力量，今天的全球化源於供應鏈的革命，而我們正進入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時代。

在這個「超全球化」的時代裏，全球跨境貨物，人員和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但鐘擺已經擺向了另一邊，從70年代開始的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已經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