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接種疫苗及考評安排建議
若疫情持續放緩,除考慮容許學校不超過六分一學生總人數回校上課/考試外,可分階段讓不同級別恢復面課。現時教育局容許小六學生回校參與小六呈分試,教育局亦應容許小五學生也可以回校參加小五呈分試。
若疫情持續放緩,除考慮容許學校不超過六分一學生總人數回校上課/考試外,可分階段讓不同級別恢復面課。現時教育局容許小六學生回校參與小六呈分試,教育局亦應容許小五學生也可以回校參加小五呈分試。
2017年2月27號香港教育局發表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用以取代十多年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即將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畫。新的指引要求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童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有機械式抄寫及計算」,以減少幼兒承受額外壓力。當局更訂明所有參與免費幼教的學校須循序漸進落實指引,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指標去監管幼稚園能否通過質素評核機制。 指引一出引來爭議,有人會感到小學生才學寫字太遲了,未能應付日後的學習;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幼兒過早學寫字,會影響小肌肉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想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教育的規劃上,誰是決策者? 教育規劃的主宰變成家長 從前在精英制度下,教育署的年代,教育是一個專業性皮頗高的行業;教育政策是上而下,政府制訂合適的政策,通過教育署的官員推行,因為擁有權力及專業性,引領各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執行,他們又相對家長及學生有專業地位,因此家長及學生,大多數願意接受學校政策的各樣安排; 可是,時代的改變,學校的管理產生了很多變化;學校實行了校本管理,校長及教師再也不是單向性地按教育局的指引;事實上,教育官員的專業性也再不一定高於學校的管理人員,所以順水推舟地下放權責。 同時,普及教育推行多年,令愈來愈多的家長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高於學校的教師及管理層。因此,他們對於老師的教導及建議,會開始有自己的思考及價值觀,甚至反駁學校的安排。另外,科技的普及,愈來愈多的教育資訊可以從網上找到,家長們對於老師的專業性更會作出懷疑。 總的來說,主宰教育的已不是教育局的官員或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只因為社會變得民主了,家長們的認知水平高了,社會不同媒體的影響力大了。教育規劃的主宰能力由政府轉到學校,再由老師慢慢轉變到家長上,有時家長會用群眾壓力逼使學校及相關部門對某些政策作出改善,而學校往往因為民心背向而逼不得以作出讓步及妥協。 2004年所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TSA的原意是想協助學校及教育局了解學生在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的表現,從而作出調整教育政策作出改善。可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家長反對孩子應考TSA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有時是由下而上的影響,學校的教師及教育局等都需要作出回應。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很多時候,納稅人都希望政府把自己得來稅款能用得其所。根據政府文件,2016-17的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總額為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因此,當作出教育規劃,而要撥出更多的金錢時,便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同時,在教育規劃上,社會的需求亦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現今的科技日新月異,在規劃時,會考慮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所以,教育界近年都積極推行STEM教育,即重點培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上的知識,以迎合這個世界對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及保持他們的競爭力。 現今的社會,任何一個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必須順序,反而是由多個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影響。教師不應怪責教育局領導無方,也不應嫌棄家長在教育專業上說三道四,社會也需埋怨教育做得不夠好,現在需要各持份者合力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相信每一個界別的人,都是以學生的需要作為出發點,期望往後的日子,集思廣益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學生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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