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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的修訂被撤回，但換來的是頒布和實施《港區國安法》。這應該叫得不償失還是自作自受？

當香港人明白了江湖新秩序，也難免會想辦法表明心跡，除了參考內地媒體打擦邊球的藝術，也會透過鑽研各種的esoteric writing，以最隱晦方式去傳達訊息。

呢鋪我就撐特首喇！試問有誰不想安居樂業？又有誰想在戰亂環境中生活？說香港人都想安居樂業，大家都渴望一個穩定環境是錯不了的。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

「奇葩」區議員李文浩，公然在自己的辦公室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標語，引起輿論嘩然。事實上，這種人要是沒有林鄭，根本毫無市場。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登記功能組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終結功能組別。退一萬步，就算是外國那些爭取獨立的政黨，也會參與各自所不認同的國家的議會選舉。

施永青料本港樓價今年將跌5%至10%；湯文亮預測樓市會呈「剔號」狀，先跌後升；單偉彪亦相信樓市跌勢不會太大。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愈來愈多事例證明，官方和警方只着重「先行高壓、後輿論戰」的策略。林鄭月娥和北京至今仍然政治不作為，對「五大訴求」愛理不理，才令社會炸彈更難拆除，還製造日後更大的危機。

在這個抗爭訴求無望、民憤難平的氛圍下，一宗小事便可能觸發一場騷亂。因此，起碼在今年上半年，除非中央對港政策有重大改變，我對香港可以成功止暴制亂不感樂觀。

警察要改善市民心中對他們的形象，唯一的辦法是公平及公正的執法；這將是一條漫長的路，但若不能恢復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就是暴力停止了，香港也不可能是安全和有秩序的城市。

2019聖誕節將臨，我們的城市灰黯了！港鐵被破壞、街道被破壞、商場、銀行、學校統統被破壞了！我的城市往日的繁華已不復見，正走向衰敗，昔日引以為傲的法治、民主與自由，幾乎都被摧毀了！

近年香港人感到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情況不斷惡化，「反送中運動」以來，北京繼續挺林鄭和警隊。如今，習、李的表態顯示，北京不會對症下藥，日後的深層次矛盾將更難解。

「調查」可以傳召特首及相關官員、檢閱文件包括會議記錄等，他們不配合就是違法，「檢討」則沒有這個權力。所以林鄭重施故技想蒙混過關，市民是不會同意的。

看到任何香港人受傷，我們也要感到悲傷，看到不公義的事情，我們要感到憤怒，看見邪惡行為，良知要蘇醒。我們要記住這些感覺，這種無力感，才能化悲憤為力量，為香港自由民主發揮領導。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談到《基本法》23條立法時，用的字眼是「緊逼的任務」，同時暗示這是因為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所以北京不能不拿出反制措施。

從好處來看，澳門根本不適合做金融中心，因為澳門沒有香港的制度優勢，特別是香港法律是基於普通法，同時香港擁有高的法治水平和大量國際金融專才，所以筆者相信澳門是根本不成氣候。

林行止指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立，不單是抗爭者的要求，而是大多數香港人都認同可以理順警民衝突、社會撕裂的方法。

我留意到今次遊行前後，政府的態度明顯地放軟。例如政府在遊行前發出好像是萬事有商量的聲明（但不提五大訴求），遊行後政府的回應也加了句「特區政府不容許警務人員作出違法或違紀的行為」。

民陣今天（8日）發起「國際人權日遊行」，由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道，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隊頭下午3時出發。遊行結束後，有人在中環與警方對峙。民陣公布有80萬人參與遊行。警方指遊行最高峰時約18萬人。

陳茂波說出現財政赤字，又是暴亂和不穩定的因素造成。港鐵「沙中線」超級延遲通車，也跟暴徒破壞有關。我不排除他們說的暴力事件與現狀有某程度的因果關係，但這是主要原因嗎？不是！

街頭抗爭漸見暴力是由於前線警員濫捕和濫暴，而警方高層卻視而不見或甚至包庇下屬，令到大部分市民對現時的警隊感到極之不滿，所以暴力升級是果不是因。

說到底，「冇良心」的香港人是不配高質的特區政府和警隊。如今之計，最好是讓低端港人自己管理自己，讓他們攬炒，讓黑暴歸香港。

年輕人有理想，他們從平權角度思考，認定公民提名最為最合理。但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世途險惡、合約精神，以及守義的重要性。

這次區議會選舉大變，從民主意義來說，是好事，也是所謂政黨輪替在地區上的表現。轉變未必可以落實，但至少給出機會，讓不同的人和組織從事。而經時間考驗，優劣真偽可辨，下一次選舉也可以扭轉。

在區議會選舉這樣強大的民意之下，政府可能會稍為軟化。可是，像我這類長期「被政治現實的灰塵污染」的人，卻經常從歷史教訓中思考問題。

林行止對泛民建言，不要以為「民意在我」便可落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政綱」，並認為新任區議員在推動區議會的工作時，要有新思維才能踏實推動香港有效管治！

我對特赦問題有進一步的看法。我認為，行政長官應該給特赦劃兩條線：一是區別罪行的嚴重程度，赦輕不赦重；二是設定止暴的期限，赦前不赦後。

目前，即使特區政府沒倒台，但市民工作及生活已大受影響，中小學要停課，大學宣布學期提早完結，內地生海外生要撤走，市面蕭條，經濟衰退，香港局勢無疑已近臨界點。

曾鈺成建議政府考慮「兩種特赦」：一是特赦罪行較輕的示威者，犯重罪則不能特赦； 二是特首宣布特赦，但必須「止暴」。他建議，可以定下一個日期，期限過後仍參與暴力活動，則不能特赦。

從中央的種種反應來看，中央完全沒有向反對派就範的跡象，反而在盡一切努力，對反對派進行反制。

林行止認為，新加坡因為完全地、絕對地排除中共的影響，才有今日之成就。可是，為了擔心得罪中共而做少中國生意，李光耀父子談論香港問題，一概不提中共。

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施政報告》乏善足陳，但她在事後接受傳媒及公眾提問時，有兩點回應卻值得高度關注。一是有關警暴，二是有關特赦示威者。

一個有道理和有能力的政府，根本不用害怕被有心人瓦解政府認受性和推翻權力中心，然而今次反送中運動正好顯示庸官禍港的殺傷力。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覺得市民除了五大訴求以外，從法律的途徑追究賠償。而賠償的責任應由林鄭和意見提供者以私人的身份負起。他提議國際仲裁，五大訴求的合理性，還有賠償的問題，應該在國際上爭取承認。

現在示威已經進入第5個月，林鄭和北京政府可以從暴力事件中汲取很多教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當局無法藉由大規模拘捕、《緊急法》和事實上的宵禁來嚇怕市民。無論警方逮捕了多少學生，人們都不會懼怕。

既然美國主動公開承認自己在香港騷亂中的角色，香港人就有權要求美國對這場騷亂所造成的後果負責。目下流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裏也拾人牙慧，湊個對美國的五大訴求。

現實是若要達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那就真的非革命不可了，但要革命成功，卻非提升暴力水平不可；然而，提升暴力既非反對派的強項，亦不為市民所樂見。故「時代革命」不會成功。

對北京來說，街頭暴力並非最頭痛問題，最後如果要出動解放軍平亂，香港必可恢復秩序，也不會落入外國手中。北京最傷腦筋的，其實是雙普選。

公平而言，一眾外界的質疑個案中，警方未必一定全部有錯，唯質疑與解說的背後，卻很大程度上令形象欠佳的警隊，既是球員又是球證，試問這又怎可以服眾呢？

筆者認為監警會已經盡力發揮其功能，就警方對於這次運動的示威活動的處理，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即使將來成立一個全面調查修例風波背景和成因的調查委員會，估計也不能取代監警會的功能。

我相信，即使是同情示威者的人，亦很快會發覺，每次遊行後都進行堵塞馬路是不好的，因為它妨礙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為經濟活動帶來嚴重的損失。

暴力示威活動持續接近3個月，政府一直採取防守策略，最嚴厲的用詞就是譴責，不敢用緊急法大家可以理解，但連禁止蒙面亦不敢提，令到示威者有恃無恐，處處搞破壞，這才是惠譽降低香港評級的理由。其實惠譽是錯了。

為了避免對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政治騷，我建議區議員把握這個機會，向政府反映不少市民對警方在處理示威上涉嫌使用暴力及濫捕的不滿，並要求政府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陷入法治變警治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