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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社會的教育載體，校長應使教師具備對國際形勢的敏銳洞察力，這才能培育未來國家社會的人，讓孩子長大後導世界和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要令國家富強，除了增強軍備國防，還要促進工商業。清末成立的招商局雖然採用國家資本，卻是純商業機構，當然以營利為其首要目標。

阿咩年少時受共產思想影響，1967年被捕入獄，父親極為震撼，兩代不惜反目。兜轉一番，後來還是繼承了祖輩的買辦DNA，當起改革開放後的中外國企之間的中介人，並且促成了中國企業首宗著名的國際併購個案。

香港小學在配合推行時應結合實際情況，注重實效性和針對性，讓學生在愉快的氛圍中接受國家和民族在過去和現在的偉大，並對未來予以期盼，共同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

中國軍隊歷來都在執政者牢牢掌握之中，除了一般編制的軍隊外，還有專門保護皇族的御林軍，所以中國中古以來軍隊譁變的次數不多。

我深信，說好中國故事首先必須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正是人們錯誤的認知鼓動了反國教和反逃犯條例的人群走上街頭甚至訴諸暴力。

北京在台島及南海周邊的軍力炫耀，自然不斷引起人們疑問：中美會否終有一戰？事實上這個問題，於過去10多年在國際輿論熱議不休。北京會幾時動手，成為猜謎遊戲。 

夏寶龍6天的香港之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突出了黨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集權和新一屆領導小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作，因此夏寶龍有必要向黨中央作匯報。

領導層更迭的連續性很可能是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的特點。機構改革、領導層更新和黨國整合，以及加強協調將成為正在舉行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的標誌。

巨浪滔天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標示着執政者要不斷地解讀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比起鄧小平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的新時代思想「新」在哪裏？

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我們過於習慣把這套所謂「民主」制度，視為完美可行的運作模式，忽略了還有別的可能，甚至偏頗地，認為別的制度都有不足。

「江澤民對中國的偉大復興，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一個忠實的評價。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筆者認為一定程度上，播錯國歌事件反映出南韓人對中共的態度，他們不滿中共助北韓對南韓的武嚇，已去到想用核武的地步，以及中共現時對香港的管治方式。

其實，應該大力推廣的是，在二十大結束，待正式文件下達後（現在見到的報告是簡略版），有關專家消化研究過後，來發表解讀和意見。這樣對香港普通市民了解中央政策，應該會更有效。

時事評論員李怡於10月5日在台灣逝世，享年86歲。李怡政論獨領風騷，只有在這個年代，他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時評家之一。逝者如斯，李先生，請安息吧！

從1840到1949年，數千萬英雄的中華兒女犧牲性命換取的民族獨立，和墨家祟尚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的文化傳統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我們追求的良政善治並非單靠虛心實幹的領導，還要靠慎思明辨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眾，否則過去曾出現的人禍仍可能發生。有了慎思明辨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眾，一黨專政才不會走歪路。

佩大媽心裏有數，一聲話組團去台灣遊埠，她知道必有人暴跳如雷，拜登這樣說是探探大陸口風，KOL又中了他的計。美國是有真材實料的強國，即是說，如果你有李小龍般的實力，你愈嚇他、他便愈堅持。

外傳李克強趁機釐清自己跟經濟衰退無關，大有明哲保身之勢。不過，在中國，功過不是自己定的，而是權力來源定的。眼前，唯一可確定的是，習近平仍然很穩固，所以毋須過分緊張，自亂陣腳，製造內傷。

平心而論，由於中央已經把「人心回歸」視為重要戰略任務，最近兩、三年特區政府在學校內推動中國歷史教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較以往積極，但力度和成效則遠遠不足。

李怡在Facebook連載〈失敗者回憶錄〉文章，當中出現最多的人，其實是新儒家的大家之一，也是台、港曾經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家──徐復觀先生。通過書籍和網絡資料，我更完整地了解徐先生的一生。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李家超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第6屆行政長官選舉，標誌着北京在其對香港政策上，採取以國家和制度安全為重中之重。但在重組香港分散的派系精英的統戰工作過程中，李家超挑選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絕非易事。

中共中央視抗疫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戰爭，習近平的動員令不啻也是對着黨員說，你們要以身作則不怕危險，走上抗疫第一線，不能像港官般都躲在家中對着電腦辦公。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有人批評，中國政府的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不足，立法太遲，才導致華南虎在野外滅絕。我覺得持這樣意見的人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把西方發達國家的那套，強行搬來中國。

林鄭搞砸了《逃犯修訂條例》，但搞砸的非預期後果卻是為香港帶來（至少表面上的）大治。這不是林鄭的功勞，而是她的「政治運氣」。好運的人切記不要得寸進尺，妄想好運會駐足停留。

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其實源遠流長，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和香港有關聯。本文側重從歷史角度，簡略回顧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月22日前往北京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於中南海接見。習近平表示，香港過去一年由亂轉治的局面不斷鞏固，新冠疫情防控成效明顯，經濟逐步復甦，社會保持安定。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香港在近代中國發展有什麼角色？未來又能否延續中介的優勢？劉佩瓊教授認為，香港經濟難以不歸邊、獨自發展，在中美角力下可借助緩衝區的角色繼續發展；丁新豹教授則認為，中介角色發展有限，發展創科才是自強之道。

新一代選擇移民的香港人，由於有外國政府的協助，走得比上一代容易，不用付出太多的代價，話走就有得走。放棄了原有的職位，原有的前途，與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在外國獲得更好的替代嗎？

在特定的國情下，必須思想統一，才能凝聚力量。我對此也不一概反對，但問題是：凝聚力量是否只有「統一思想」這種辦法？相反，在方向基本一致之下，是否可以讓大家談得更真，更深，更透？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11月8至11日召開。此次會議焦點落在外界稱為「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文件上，這份文件被認為是定調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政治地位，及凝聚共識團結奮鬥的重要歷史文件。

《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這部傳記的傳主，雖然是白崇禧、蔣介石二人，但更重要的，這部書敘述，由於蔣、白兩人軍事戰略的分歧，使得國共內戰兩場關鍵戰役失敗，而使國民黨失去大陸。

孟晚舟的疏忽大意，讓美國有機可乘，導致中共被逼出此下策中之下策，結果讓非共產陣營更加凝聚、團結，在這冷戰的現階段，美國暫時佔盡上風。

中央過去一直對一國兩制持有的某些觀念，非但不能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向前發展，反而給特區帶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機。「特區政府不需且不應由政黨領導」這個觀念，是否也應該改變呢？

就算14億的兩岸三地華人都集體失憶，在半億的海外華人當中，或全球35萬間公共和大學圖書館中，只要有一格書櫃或一部電腦的記憶體，保存着余英時、黃仁宇和同類的書作，華文化便會繼續存在下去。

今次中國政府的構思，似乎是要向一些超級富裕的企業着手，引導他們在交稅之餘，還得做大量的捐獻，以減少中國貧富懸殊的程度，讓社會可以走向「共同富裕」。

自人類有歷史以來，社會學家與政治領袖都一直在為達到「共同富裕」而努力。老子說「上善若水」，原因是水會為追求平等而終身努力不懈（流到世界同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