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一國兩制

若細心回顧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最為可靠且較易吸引的，其實是海外華人資金，這一方面是因為海外華人經濟實力不容低估，資本雄厚，且需尋求多元出路，香港資本市場長期均屬他們多元投資的重要一環。

有趣的是，雖然中國對內實行家長式或威權統治，但其外交政策對外卻是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這與美國維持內部多元化和自由主義、對外採取強硬、霸權主義和保護主義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

教授群體是典型的社會精英，無論是基於共和還是民主的理由，在大學治理中出現的重大問題上，政府都必須尊重教授的權利，徵求教授的看法，如此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大學的學術自由。

現時香港的平台經濟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我們期望政府能夠認可平台經濟作為新增長引擎的價值，與業界相關持份者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加大對平台產業模式的研究和了解，以及加強安全管理規範。

真正的由治及興，「兩制」的順暢呼吸，誰都知道不容易，關鍵是怎樣體現和實現逆境精神。

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虛擬資產的概念十分複雜，跟傳統投資產品截然不同；而其價格大上大落，相信是吸引投資者參與的主因。對於這種結構複雜，價格又大幅波動的投資產品，證監會為何會准許散戶投資者參與？

《意見》將考驗國民黨侯友宜、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和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的反應。 兩岸關係很可能成為一個關鍵的競選政綱，將影響許多台灣選民在2024年1月總統選舉中的想法、決定和投票意向。

寧左勿右是內地傳統，但香港的成功之處是走中庸之道。我很不明白有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為什麼會事無大小，也紅得發紫。

香港特區面對的問題山積，挑戰不少。要及時改革所有涵蓋在公帑之下的運營主體和施政系統，才能確保由行政主導的持續健康發展，維持政治生態的蓬勃活力。

從宏觀的角度看，人口結構性下降，公營學校收生政策要作出結構改變，是世界性的趨勢，很多教育先進國家或地區，早要面對，香港也無法置身事外。

歷史上美國曾打過3場世界級的科技戰。現在第四場科技戰，中美對峙，中國要怎樣打？香港在輸送資金、人才等方面一直是中國大陸的窗口，美國豈會放過？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香港須有憂患意識，慎思未來發展路徑。目前人力、土地和資金三大供給要素皆處瓶頸，急需穩住投資與人才，釋放動力，減少內耗，打破老套，增強內部解決問題之能量，不靠向國家伸手。

內外挑戰都是百年不遇，頗多部分是香港無法獨力應對。內外挑戰再互為因果，壓力更大和更迫切，已不是中央政府動員內地旅客來港個人遊所可克服。香港只能在逆境困境中自求多福、自找生路來突破。

特區官員應多講正面說話及採取相應政策，平衡處理國家安全、經濟民生和民心安穩的關係，避免令人覺得香港很不安全，或是以國家安全為「政治掛帥」的「政治城市」。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認為，香港要「復和」，必須修正一些觀念。「港人必須認識回歸的意義、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什麼是港人的核心價值，以及香港『一制』與內地『一制』的關係」。

筆者認為「一國」要有三個連體核心，即文化文明5000年連綿不斷，世界獨有的中國；多元民族搏成的，早在唐朝已是民族融和，不斷發展的中國；以及具法理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100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得到以習近平主席為首的極高規格接待。緣何如此？公民科師生若就此互動探討，能獲取的公民知識，將是異常豐富，滿有收穫。

作者希望香港各界更加關心關愛青少年成長，讓青年深入認識國家和世界，亦期望青年能把握好國家機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更大的空間發揮所長。

到了今天，時代不同了，很多東西都變了，但有些感覺沒有變──民意和新聞界仍是無關痛癢的風，可以視而不見，甚至沒有存在的感覺。

我們更加希望，香港能夠包容更多不同聲音，讓更多人放心說真話、放心批評、願意說出他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機會再展活力、再現生機。

習近平五部重要圖書繁體版在香港書展首日書期首次發行，對於香港及澳門市民具有重要意義，有助系統性了解一國兩制的在地發展，並加深理解中國之治。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新設立的中央港澳辦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在於它是一個制定和落實中共對港澳一國兩制政策的高層機構。改變了此前國務院港澳辦與港澳兩個中聯辦關係錯綜複雜的混亂局面。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博士在港大發表演講。他表示，傳授學生重要的知識、提供合適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我作為一個商人，我可以確切的告訴你們，不用擔心政治，只需擔心如何盈利就好。」

香港風雲再起，或許再次印證了那個有名的「門窗理論」：當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香港的失去，焉知不會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呢？ 

回歸下半場，香港的路不容易走，但我們優勢仍在，毋須過分悲觀。

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正在明顯形成，最重要的相似之處是利用基礎設施項目和建設作為更緊密的經濟和社會文化融合的先導，隨後可能就「統一」進行另一階段的政治對話。

內地對新聞自由、公共利益的探討和重視，應該令香港明白，我們現在不斷收緊言論自由空間、不斷設下紅線，是「反其道而行」！

國務院港澳辦黨組最近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長文，從港澳角度總結一國兩制的實踐，是闡釋北京對港澳政策趨同的重要文章。

在中央抓緊落實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客觀地深入檢討和探索：如何有秩序地保留及重新發展上述特色和優點，從而保留國際城市地位，以及能夠實現中央所交付的建設「八大中心、兩大樞紐」任務。

香港人習慣說我們「香港有許多優勢，我們透過我們的優勢來幫助國家的發展」。這當然不是不對的，但這樣的思維方法並不一定能夠保證香港可以完全和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果合作區是象徵結合了澳門和內地經濟和法律特點的新綜合體，那麼它很可能是內地另一個新的特別行政區，正如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設想的那樣，會有更多華南港澳式經濟飛地。

筆者相信，以學習地點的環境氛圍和專題講座的內容，新入職老師對新時代中國特社會主義必定有所理解。以此，筆者對許夏主任的「好老師」的解讀是：老師須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質素和民族共同體的意識。

筆者認為，23條立法的前瞻性核心是反制境內外敵對勢力以高科技手段在香港特區搞顏色革命的意圖。

區議會改革的建議，應該去詰問的，不是倒退與否的問題，而是要問為何要有新管治模式。

香港的國際性，不應只是內地富豪的海外財富管理中心，而是中國經貿外交的推動者、執行者，積極進取，突破國際的政治封鎖。

「毋懼挑戰，把握機遇」──李慧琼議員和李子建教授在「從『兩會』看國家發展」分享會中，以此番寄語作結，勉勵年輕人。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國風國韻飄香江」中央歌劇院中外經典歌劇選段音樂會首場演出5月6日晚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賽馬會副主席李家祥先後致辭。

在撥亂反治今天的香港，討論政治問題，似乎吃力不討好。在撥亂反治的初期，事實上是反應熱烈，為甚麼其後市民對政治會變得冷淡？

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實施，回鄉證具獨特功能而必須保留；雖然如此，也並非沒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三寶」畢竟也有麻煩，是否可以合併呢？

中央的方針其實就如同每天在跟香港做精神分析療法──找到病根，不等於就能改變病根，而且像這樣追溯，可能將所有問題都指向同一原因，正確但無用。

若以文明衝突論來審視今天全球陷入的劍拔弩張態勢，我們可否從中得到若干端倪，即今天對抗的主軸可歸因於海洋與陸權文明？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俄烏戰爭、中美對抗，令世界再次分成兩大陣營，中俄一邊，美歐一邊，各小國都選擇靠邊站，國際政局似乎再無「中立」空間。過去港式思維，認為香港在中美衝突之間仍可以維持特殊地位；現在看來，這種想法已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