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一國兩制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獨立公正、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司法系統，而要做到這點一定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這亦是本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最根本的分別。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今次《移交逃犯條例》修例，市民看到政府順應商意，不理民情。這個政府一手造成的矛盾，在立法過程中會繼續撕裂社會，激發街頭抗議。這個情況不利香港管治，也打擊國家鼓勵港人愛國愛港的政策。

美國是否通過定期發布評估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務院和國會報告來干涉香港事務？如果香港對美國一無所求，美國的確在干涉香港事務。

特區政府官員呼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要忘記兩地在法治上的差異。港式法治是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貢獻國家的優勢之一。 

「一中多制」同時着重「一中」與「多制」兩個面向，不光只是強調在大陸和台灣兩個主權性政治實體之上建一個「邦聯」或「大屋頂」，而是同時肯定兩岸四地的多樣化政制實況。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舉動半信半疑（甚至是懷疑多於信任），不無道理。在投入規劃之前，或者政府與社會都需要重新溫習一下「香港人與香港社會ABC」。

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市民對現時一國兩制的狀況有不少顧慮，其實是意料之內。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嘗試，需要發展及磨合。從爭議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性質有不少誤解。

自由、民主的社會，若無清晰的法律依靠，天下大亂。這是法律問題，也是教育問題。

市民對於由政府提出的鴻圖偉略和政策目標是否可行，提出質疑；對於由特區政府參與的規劃能否有效兼顧各階層利益，維護香港市民所珍惜的法治環境和傳統優勢，提出擔憂，十分合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心思和筆墨放在如何認真在中國營造一個多中心、走向成熟區域發展的典範。那麼營造這個「典範」的難處在哪兒？

蔡冠深不認為香港於大灣區「被規劃」，因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中，特首林鄭月娥是小組成員之一，相信她在制定大灣區規劃綱要前，已經將港人的聲音及意見，融入委員會之中。

粵港澳大灣法治特別合作區的構想，估計會成為中央與粵港澳地方政府共同主導大灣區發展頂層設計中的一項「制度創新」。

港大城市規劃及設計系葉嘉安教授認為珠三角發展迅速，而香港和珠三角的合作窗口在迅速縮小中，因此香港不能活在過去式中，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要好好把握。

單一的原因不可能讓整個社會失望，儘管「住房負擔不起」、「社會不公」和「缺乏全面民主」加起來，可以令人極不快樂。然而我相信，香港人不快樂的根本原因，是身份認同危機導致的希望幻滅。

中美貿易戰牽動全球，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先生作為一位金融業人士，預期貿易戰對香港有何影響？香港如何應對貿易戰？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設計，其實相當耐人尋味。設計的藍圖似乎假設特首可以單人匹馬，主持大局。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只建基於一種對非政治化的迷信。

在資訊開放之下，台人了解香港一國兩制走樣的真相。這幾年，阿爺繞過《基本法》，干預香港司法獨立、選舉和言論自由，許多台人因此無法相信兩制的承諾。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在以往的會面中，主要是談特區參與國家發展的李克強，今次特別提到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比較罕見，顯然意有所指。

「政黨有政治立場，而做研究只為支持該立場，已先有了結論。所以獨立於政黨外的智庫是有存在價值的。」

一國兩制要取信於國際社會，就要靠這兩條邊界得到有效守護，一旦香港特區政府對這兩條邊界守護不力，致使形同虛設甚至受到破壞，則國際社會將不會再相信香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所謂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我們不可以討論和通過運動來爭取、保護我們的制度，這就是釋法所造成的問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作為律師，這是我看到對法治最大的威脅。

香港規劃落後最突出的表現，是2030+不知所謂的遠景規劃。相對而言，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各市卻是認真調研參考與規劃。香港為什麼不可以與深圳同城化？

今天是澳門12·3事件周年紀念日。事件起源於學校擴建導致警民衝突，繼而演變成全澳戒嚴，最終令澳葡政府失去管治威信。當年鮮有老師在課堂討論事件，因為那些年大多數學校都是有政治潔癖的。

我相信市民有興趣知道，林鄭特首在今次APEC峰會，可曾利用這個場合，增加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治的信心？

習近平對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說，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香港要達成習主席的希望，除了「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外，也要保持原有的國際特色。這自然包括保持國際聯繫、遵守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奉行的行為準則及文明標準。

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為了追求卓越，香港需要不斷加強各類服務，包括公營、私營、商業、文化或非牟利服務的水準，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灼見名家四周年論壇邀得朱雲漢教授演講「逆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另邀得曾鈺成、黃元山、馮程淑儀三位政經界人士討論「香港新挑戰」。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表示，2007年可能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最有信心的一年，政府對管治亦很有效，但近十年所有情況逆轉了，往後的十年才真正遇到挑戰。

張建宗認為，香港得天獨厚，只有730萬人口，卻有四間大學打入全球百大學府殿堂，是不容易的，加上有好的治安、體制，是香港成功的地方。

一國兩制下，香港經濟自主，倘若股市全由紅籌主導，無異變相內地的離岸市場，既有失本來設計與發展原意，亦不能更好地支持國家多元發展，長遠而言實非國家之福、香港之福，社會及業界值得深刻思考。

筆者認為河套區是香港開發智慧城市的首選試點，並藉此建議區内可選智慧飛航、智慧物聯及智慧交易作為重點起動項目。

香港能否在一國兩制下為國家作出貢獻，不能只靠與內地融合，還要繼續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否則，有關國家可能會在具體事務上，例如金融、貿易、技術轉移、關稅等，視香港與內地為一體，修改或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為了讓港人在內地口岸區誤墮法網時求助有門，我曾建議政府與內地商討，在內地口岸區成立一個港區辦事處，以便有需要時協助涉事港人，包括與內地執法人員商討，可否把不涉及國家安全的事件，轉交香港警方處理。

要令部分年輕人不要去思港獨，唯一的方法是讓他們至少恢復對特區政府維護港人身份及香港核心價值的信心。

常言「魔鬼在細節」。既然23條立法無可避免，與其爭拗幾時做，不如盡快就相關法例如何影響港人現時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新增的執法權力和罰則等，來個社會大辯論，以期達致大多數港人認為合理合情的條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先生表示，只要我們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抓住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契機，發揮好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積極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發展。

林鄭月娥可能出任中央級的機構副組長，可以直接向領導小組提交文件和建議會議議程，也可以透過港澳辦提交，某種程度是確立了中央級機構與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架構上的上下級關係。

台獨運動雖然綿延甚長，但真正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獨立運動實溯源於2.28事件。民進黨執政期間，慢慢邁向「法理的獨立」，但始終受到北京的阻撓。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特首民望的躍升不單源於市民對特區表現的認同，更多少透視他們對新政府正在凝聚的信任。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教授指出，目前內地、台灣、韓國和新加坡都把科技視為支柱產業之一，有明確的科技計劃，反觀香港的經濟過分依賴地產和股票，是不健康的發展。

「一國兩制」容許香港在對外經貿關係上有獨立身份。除了與不少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議外，香港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獨立成員，與美國、中國等其他成員享有同等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