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一國兩制

習近平對台灣的最新講話表明，中共的領導人尚未放棄以「一國兩制」達至兩岸統一。事實上，他在2019年1月2日對台灣同胞的講話中，已呼籲台灣民眾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

過去23年，香港學校的政策規劃、課程考評設定、校內外的教育推動，對如何認識一國是兩制的磐石、如何認識國史（中國歷史）、國學（中華文化）及國情（國家與香港連體所處的內外情勢發展），確實都掉以輕心。

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17日（周四）出席團結香港基金會議並致辭，他表示，雖然世界正面臨前所未予之大變局，但相信在港人和政府的努力下，香港能重回黃金時代。

紫荊黨尚未運作，無法得知它是否可以爭取到港人認同，但看它「出場」時的安排，卻令人覺得它跟香港「距離」很遠！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作者認為，紫荊黨是中共「嫡系」，是一個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帶有政黨性質的公開的親中共的「群眾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和非政權機構作好準備。

中央電視新聞十三台，每晚11時播出的一小時新聞報道，當中有一特定環節名為「遇見你」，內容主要是搜羅全國感人的、勵志的、發放正能量的真實故事，人物個性鮮明，每天晚上都「遇見你」。

一班被視為「海歸派」的財經界人士，決定創立一個名為「紫荊黨」的新政黨。創辦人黃秋智強調，新政黨將會是一個「香港人的政黨」，以「為全體香港人爭取下一個五十年不變，追求百年一國兩制」為創黨目標。

林行止指出，中美關係出現巨變，一方面是由於追求種族平等、社會公義及人權意識日趨普及、成熟；另一方面是由於特朗普要向「不同道」的中國討回「被佔便宜」，已成為「全美共識」。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是下官的首要工作。不管上級的指示是否合理，也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原因很簡單，因為完成不了任務，馬上受罪的是自己。

2020年的香港經濟表現告訴我們，只靠內循環的話，香港將會大衰退。

在中國飛速發展的今天，愈來愈多的香港年輕人有機會在內地城市尋求發展機會。中國良好的創業及創新的氛圍使得香港人可以透過這些機會完善自我、獲取新的知識，更能拓寬眼界、培養全球視野。

林鄭月娥說，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並不客觀持平，特區政府要修補國際形象。修補形象，要弄清楚為什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你。

台灣現在想爭取的，已不是正式代表中國。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島，世人不會接受它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大陸。但台灣想爭取與世上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可以公開地建立正規的合作交往。

《施政報告》迴避了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問題，以為着重經濟、民生就可以用時間換空間，把一大堆根本性問題掃入地氈底。

空言「參與者」和「促成者」，卻提不出令人信服有效的政策措施，此中關鍵之處是香港怎樣定位。既然《施政報告》標題是重新出發，但怎樣重新，又怎樣出發呢？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要求。「雙十一決定」是對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措施，把治港者要愛國的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規範。

香港經濟進入空前低潮，要重新思考、重新啟動。深圳、新加坡、韓日都在高速發展。各個城市有其優缺點，香港有一國兩制，不管是怎樣的爭論，都要發展。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9月底傳來噩耗，幾乎不敢相信深圳大學國世平教授突然因急病撒手人寰，英年早逝，離我們而去。國教授是中國少數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精粹的學者。

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長期繁榮穩定」是香港必須維持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國家建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升自己，更有作為。

當市民對政府不信任，認為政府凡事背後都有一個「鄭子誠陰謀」的時候，全民核酸檢測最後是否得到全民配合才是該政策的最大障礙。

香港在這幾十年對祖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是依賴一個成熟而演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承載它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應該與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殊途同歸。

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史無前例被押後無期，讓特首與內地相關部委先商討若干事項，反映香港今不如昔的地位。這個情況令我生起香港融入深圳的想像。

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總裁、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先生應邀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舉辦的「團結卓爾論壇」，分享了他對塑造未來新視野的看法，透過畫作表達他對政治、社會議題的看法。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深圳正全力、受舉國之力建設一個新型的城市與社會，作為全國的示範。香港在「一國兩制」、市場一體化的條件底下，與深圳合作，以此推動發展。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反修例抗爭撕裂社會，市民因為政見走向兩極，對相關案件的裁決特別關注，當中有些裁判官的言論或裁決惹起爭議。

台灣當局並不急於處理陳同佳案。港台兩地政府之間矛盾多着；讓陳同佳自行前往台灣，便宜了港府，台灣當局沒得到什麼好處。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美蘇冷戰年代，香港和西方關係如魚得水，因而成為得益者，現在進入「新冷戰」時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再次陷入對立，香港能否在這個歷史時刻再次發揮獨特角色？

曾鈺成認為，現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泛民跟中央的關係，還是建制派跟泛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回歸以來最差的了，但這也是可以改變的。

曾鈺成認為，香港最好的情況，用中央的說法，就是「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這需要雙方重新建立共識，重新建立互信，始終要人心回歸。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單方面暫停或終止三條雙邊協議，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以及國際船運所得收入的雙重課稅寬免協定。

香港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之所以能夠發揮貢獻國家的作用，是有賴國際社會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認可和支持。

施永青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貫徹中央的指令，有些地方知道不能寬鬆的，就不能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