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去全球化下的創舉|鄧希煒

2020年11月15日，東盟10國加上中國、日本、南韓、澳洲和紐西蘭共15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稍後待各國於國會通過後，協定將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約23億）及本地生產總值（GDP），預計到了2030年，GDP更將佔全球的一半。

在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及去全球化趨勢的大環境下，RCEP的簽署殊屬創舉，可算是近年最值得鼓舞的國際事件。不少研究就已預計，RCEP多個成員國更將是疫後全球復甦及長期增長的重要引擎；RCEP其中兩大成員國──中國和越南──是少數去年能在嚴峻疫情下仍保持經濟增長的國家。

除了協定規模拋離歐盟及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RCEP亦將成為最重要的消費中心，佔世界中產人口（以一家三口年收入15000美元以上為準）高達一半，單在中國就有超過4億。據中國政府定下的目標，到2035年中產人口將增加一倍。至於東盟境內，有關數目現為1.4億，預計到2030年，亦將倍增至3.3億的水平。

RCEP精華所在

RCEP協定條文共500多頁，共20章。直接關於貿易的8章，條文類似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傳統多邊貿易協定，着重逐步減免關稅及非關稅壁壘，計劃在10年內取消92%商品的所有關稅。但由於東盟成員國之間已經實施自由貿易，中國政府亦已與東盟各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而在RCEP成立前並未訂定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中日韓三國，各自的關稅率都偏低，相信降低貿易壁壘本身對區內貿易影響有限。

在商品貿易方面，焦點在於第3章有關原產地的定義，與現有許多自貿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一樣，只要產品包含來自自貿協定區內的一定百分比增值（一般在40%左右），即可獲所有成員國共同設定的關稅及其他政策優惠。在RCEP簽定前，國際雙邊貿易政策因應各國各自的原產地要求，貿易公司為求有足夠的增值分成來自出口國，往往未能有效分布生產鏈，更會作出有違社會效益的避稅行為，導致生產率降低。所以RCEP提出將原產地重新定義，有助優化區內供應鏈重組，提高生產效率，並鼓勵公司盡量利用區內的中間投入產品及原材料，而減少對區外的經濟依賴。

至於RCEP其餘12章，則在傳統商品貿易政策的基礎上更上層樓，如有關服務貿易包括金融行業的開放（第8章），對跨境投資的協助及法律保障（第10章），優化及統一區內保護知識產權的法例及框架（第11章），以至設立有關海關法例促成及保障零關稅電子商貿（第12章），一一超越WTO及其他地區自貿協議而有所創新，更符合二十一世紀由數碼經濟及服務貿易帶動的環球貿易。

鑑於區內65%的服務貿易壁壘將在10年內下降至零，而區內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多年來已由服務業驅動，中國亦已從工業逐漸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相信RCEP能帶動的服務貿易開放，將較工業貿易的開放，更能促進區內跨境投資及成員國的持續經濟發展；對日後其他地區自貿區協議，可提供參考。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相較《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前稱TPP），RCEP對成員國政府所需作出的改革要求整體上沒那麼高，但正因為能夠尊重各國不同的政經情況，注重包容性的經濟發展及互補，而尤其有利於疫後亟需的經濟復甦。RCEP倡議的法例及其框架標準化及一體化，特別是有關產權制度的協調，也可為區內經濟制度相對落後的國家，帶來積極的改革動力。

讀者也許會顧慮，區域貿易協定或會助長區域主義，經濟學研究對此並沒有共識，反而有研究指出，區域貿易協定將可增加未來多邊貿易協定達成的機會【註】，而哈佛貿易經濟學權威Pol Antras 及Fritz Foley約於10年前已在其研究中，就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微觀數據分析，發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東盟的規模不斷擴張時，基於區內生產和銷售成本下降，美國在東亞的投資隨之迅速增加，由此可見，區域貿易協定並非排他性。然而時移世易，美國數年來實行單邊主義，寄望在拜登下星期上場後，美國經濟政策會步向正常化，在區內投資可有望逐漸增加。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佔RCEP經濟規模一半的中國，毫無疑問將在協定的未來發展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從中獲益，推動本身經濟發展。

其中一方面在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直至目前為止，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在貿易一環比較顯著，外國與中國貿易現時有超過20%以人民幣結算。透過RCEP，中國的貿易市場自然擴大，而區內亦可能在原材料及中間產品進口方面減少對歐美的依賴，從而增加人民幣在區內的用途。

另外，由於多年來生產成本上漲，中國經濟已從全球供應鏈的中下游（如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升至近中上游，包括多項高增值及研發密集型的活動。加上中美貿易戰的關稅壓力及不確定性，美國在中國貿易夥伴排名榜上，已在2019年由首位跌到第三位，而中國的貿易重心，亦已漸漸轉向東南亞，特別是越南、馬來西亞、印尼三國。

2019年，東盟更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歐盟；尤其是半導體，東盟輸往中國的貨量增幅高達24%，中國輸往東盟的貨量增幅更達29%。RCEP簽署後，相信東盟的整體生產力會逐步提高，區內的供應鏈重組也會進一步改善，而有望很快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些環環相扣的發展，勢將惠及「一帶一路」有關基建及貿易項目的投資，並更能應付美國政府貿易及科技戰。RCEP的簽署也為中國政府的雙循環的外循環部分，打響頭炮；內循環部分方面，則透過區內的供應鏈重組，利用日韓兩國在先進領域的技術與零件，建立較完整的本地生產鏈。

RCEP是去全球化大前提下的區域化現象，香港日後的參與備受關注，筆者認為社會各界應把握下列五大條件，鞏固並再創優勢。

為香港帶來的嶄新機遇

首先，香港的傳統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在就業及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下滑，唯有金融服務例外。香港位居要塞，作為中日韓及東盟的地理樞紐，其貿易及物流中介角色可望透過RCEP復興。隨着國內港口及機場不斷發展，本港不能只靠基建設備，更應發揮向來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利用自身管理供應鏈的經驗，為RCEP自貿區提供對物流及貿易的融資、保險及管理服務。

第二，鑑於RCEP將開放區內的跨境電子商貿及數據儲存，數據儲存地點再不受地理位置局限，香港在電訊基建配套及國際頻寬接駁方面，均達全球最先進水平，位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前列，緊隨新加坡、悉尼及東京，只要加上內地和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在區內大數據產業鏈發展方面定能大有可為。

第三，筆者一直提倡本港再工業化，藉此完善科研及初創的生態圈。利用本地的科研基礎及銷售經驗，結合大灣區的高端工業生產技術，通過產學研與銷售的互動，實現再工業化以及經濟結構轉型之餘，亦可瞄準RCEP成員國日益擴大的消費市場。

第四，RCEP既為國家創造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香港作為區內首要國際金融中心，自能深化其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的功能，並借助其金融科技人力資源及市場，驅動人民幣數碼化。

最後，憑藉其完備的法制及訓練有素的從業員，香港也能為RCEP成員國之間的公司爭端訴訟，充當法律支援基地，並為區內培訓法律人才。

註： Caroline Freund, Antoni Estevadeordal, and Emanuel Ornelas, ‘Does Regionalism Affect Trade Liberalization towards Non-Memb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4）, （2008）: 1531-1575.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鄧希煒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此前，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經濟學副教授。另擔任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德國Ifo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英國全球化及經濟政策中心研究員。曾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及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哈佛大學等擔任訪問學者。《國際經濟學報》、《比較經濟學報》及《中國經濟評論》編委會成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畢業，主修數學，及後在麻省理工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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