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當局宣布,中學文憑試DSE將於4月24日開考。本來臨時想在文末加一句:「獲知DSE確定要考。那麼,是否可以允許有學生申請免考而遞交平時成績?」所謂平時成績,就是「校內評核」。後來因為當時局長的話並非鐵定,取消了這句話。現在有點後悔。回想起來,這樣的問題,總是早點提出比較好。
這話怎說?教育局和考評局的決定,一定是經過無數的推敲,平衡各方面的利弊,才作出的。而且現在還有Plan B、Plan C、Plan D。萬一最後不考,就用校內評核代替。
考評局對此很有經驗,這是非常幸運的,絕非臨時的拼湊。有學生擔心因為校際參差而不公平,是因為不理解箇中的機制與方法;類似的方法其實在升中派位已經實行多年。因此,開考的決定,絕非倉卒。應該讚揚主持當局在疫情難測的情景下,果斷而謹慎從事。
當局對於試場的抗疫安排,看來也是非常周到的。其中所花的工夫與心思,非比尋常,可以想見。不過,最擔心不在試場,而是交通。
應考與否 學生權利
讀者假如有機會在繁忙時間乘搭地鐵,就會感到,車廂內的擠擁,與「限聚令」完全相反;再加上5萬多的考生,情況很難令人安心,只怕接近三個月的「居家」努力,功虧一簣。局長呼籲彈性上班,讓路給考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是香港不像內地,聽令而行的,難以估計。輿論上提出的其他擔憂,例如考生家中有無症狀隔離者,考生發燒而又不敢確定是新冠炎,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怕考生暴露在疫症的傳播之中。
當局的開考決定,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關鍵是疫情的嚴重性與考試的重要性之間的掙扎,最後需要果斷抉擇。這一點毫無疑問。這也因應了許多考生一直期待的「最後一擊」。
但是,政府要抉擇,每一位考生也有個人的抉擇;政府難以代表每一位考生。這與涉及社會傳播風險的決策,例如酒吧、食肆,很不一樣。考生自己,對於疫情風險的評估,相對於考試的重要性,可以各自不一樣。
「最後一擊」,也不能代表每一位考生的心聲。當局對整體風險的評估,不能代替每一位考生的評估。而這些個人的考慮因素,是在報考的時候不存在或者估計不到的,所以考生並沒有違背報考時的承諾。因此,政府決定是一回事,那是全局的需要;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個人服從全局的法理。也就是說,應該允許考生有不參加現場考試的權利。
當然,不參加現場考試,不等於考生就放棄考評的權利。在這非常時期,他們應該有權採用另類的考評方式,現成的就是上述的Plan D,也就是運用校內評核。
這就引起了其他一些問題。考評局目前的Plan D,不設現場考試,是全體性的。因此例如不設5*與5**的等級,是全體性的。假如允許一部分考生不參加現場考試,就會有兩類考生。他們之間不允許有設計上的差別。這與自修生遇到的問題(沒有校內評核),性質是一樣的,需要解決。
大學收生 關鍵因素
關鍵其實不在考試本身,而是大學入學的準則。所謂5*、5**,對於大學以外的「用家」,意義不大。大學應該可以在這非常時期,放棄一下那種嚴格按照分數收生的慣性,用比較放寬的成績標準,又或者加重成績以外的考慮。讓考生得到另一個類別的公平。
順便一提,多年前由於「教育2.1」倡議的大學收生改革,筆者訪問過不同大學、不同院系的收生負責人,他們都很不滿意現行的收生辦法,「收不到我們最希望收到的學生」。
沒有人認為,化學科5**的學生,就會成為最成功的化學家。那麼,為什麼還是如此慣性地按成績收生呢?第一是怕人家說不公平,因為「分數是數字,最公平」(信焉?)。第二是校方有壓力,本院系收生成績不能低於過去。這些都是與學術水平沒有關係的元素。事實上也有不少院系,把考試成績放在第二位,通過口試、活動、推薦等,尋找最適合自己專業的學生,行之有效。在這幾乎是「戰爭時期」,何不乘機改變一下,也讓真正關心收生的學者,放下一個不必要的包袱。
總的來說,在疫情之下,我們對於任何一種舉措,採取什麼態度?一個極端,是盡量100%回到疫症前的局面。
另一個極端,是乘機推翻以前的一切。我們完全不必走向極端,只是開一個窗口,放開一部分考生,卻可以實現打破「一試定終生」的可能性。
不得不加一句:允許學生申請不到現場考試,其實從政策層面,是非常保險的。假如提出以後,申請的人很少,那就無傷大雅。假如申請的人很多,又說明順應了考生的心願,去除了「冒險」去考試的情況。當然一定會為考評人員帶來更重的工作量,希望大家會覺得是值得的。
疫情未完,已經有很多探討:疫情過後,會有怎樣的「新常態」?華仁書院校監周守仁博士,在他的臉書上,引用了Dave Hollis 的一句話:「在大家急於恢復常態的當兒,此刻想一想,哪一部分的常態是值得恢復的。」周神父又加上一句,「(也想一想),哪一部分的『非常態』是值得保留的」。免考的「窗口」,說不定是屬於未來的「新常態」。
「新常態」這個詞,大概始於中國,是作為前瞻的遠景。近來西方也用得很頻繁:New Normal。卻是形容經過疫情蹂躪之後,會出現的新景象。用「新常態」這個詞,就已經表明了認為疫情過後,會很不一樣,而無法恢復出現疫症以前的局面。但這又可以有兩種取態。
一種是悲觀的,認為過去的美景,一去不復返,因此 「新常態」將是一個悲慘世界。另一種的比較樂觀,覺得疫情,把整個世界清洗了一下,「新常態」將會是一個比過去健康的世界。這是不同的世界觀使然。
教育,也一樣。首先的問題是:疫情過後,是不是就完全回到以前?跟着的問題是:假如一切都不會完全回到以前,那麼,疫情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
停課空間 新事浮現
最近參加了不少線上研討會。在「停課不停學」的艱辛工作之餘,不少教師也開始提出疫情過後,會有什麼積極的新局面。下面是其中一個400多人研討會中,教師對幾位講者提出的問題:
「香港有空間改變『一試定生死』的大學招生制度嗎?」
「讓學生學習自由和選擇,有助他們成為主動學習者,但他們學習的內容和重心就不會一樣。現在的公開考試及評核內容單一,迫使學校和老師的教學內容比較考試為本。其實怎樣平衡呢?」
「您(一位校長講者)剛提到從未如此能夠照顧學習差異,您認為這疫情釋放了什麼資源令老師更有空間關懷學習差異?復課後有什麼安排能令老師保持這樣的好現象?」
「走過疫情,復課之後,各位(認為)對教學 / 學習計劃 / 教育會有什麼變化嗎?」
「教師很想作不同的嘗試,但確實受課程規範,又受學校行政規範(時數、功課量等)。學生又可以如何在「停課『不停』學」中,抽空做課程以外的新事?」
「由現場到網上教學,老師需要經歷paradigm shift(範式轉移)。大家認為復課後如何繼續有效善用網上學習的經驗,達到更好的學習效能,而不會浪費這兩個月的努力呢?」
一字不易,也足以領會老師們的積極心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