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因如是緣

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他一直為改革而思考、研究、寫作，對改革道路上的任何退縮和質疑，都會發出言辭激烈的批評。這使他近年來經常受到來自左翼的批評。但劉吉毫不動搖，仍然堅持回頭路不能走，甚至憂心忡忡地說，「改革不成，革命必然發生！」

姑媽生於1921年，當時我家還是浙江餘姚的望族。她從小就聰明乖巧、長得也漂亮，最受我曾祖和祖父的寵愛。

我因敬酒不吃也就不得不吃罰酒，成為第一批被禮送出境的封系人馬。亞視在那時候早已露出敗相，因此我毫無留戀地離去了。

30年前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時，沒想到自己後來會投身辦報，但在那段時間也結識了不少報人，關係最深、交情最久的要算吳芝麟和俞遠明了……

1999年7月，第一次見到沈野。那次是我決定去香港亞洲電視出任新聞總監，總裁封小平約我見見幾位高層，沈野當時是總顧問。他長得人高馬大，儀態不凡，嗓音響亮而蒼老。聽說他是台灣《獨家報導周刊》的創辦人………

不久前，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于幼軍退休了。看到這條新聞，我禁不住感慨萬千：以私而論，幼軍從此「無官一身輕」，可以安度晚年，做點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了。作為相識30年的老友為他高興。但以公而論，反腐狂飆席捲全國，一批批官員落馬，國家正是用人之秋。對這樣一位有抱負、有能力、有經驗、有節操的高級幹部棄而不用，未免可惜。

經歷過文革的人大概都聽說過李敦白這個名字。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人民日報》和各地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他和毛澤東的合影。於是李敦白的大名頓時傳遍全中國。李敦白的英文名叫Sidney Rittenberg，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

今年2月10日，鄧力群去世了，享年100歲。有讚揚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也有稱他為「左王」的。其實這都是政治標籤，我情願用百歲老人來稱呼鄧力群。儘管我並不認同他以往的許多政治理念與活動，但從親身經歷的交往中，我還是要為他說上幾句好話。

「我們生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財富創造時代，但賺錢並不是人生目的，精神的充實才是本原。」對陳琦偉來說，投資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投資的過程中與企業家的溝通，是互相體現價值的過程。

近20年來，他為支持中國的教育、科技、醫療衛生、學術、藝術和國際交流而捐贈的財產不下十數億，卻從不張揚。誰說中國沒有巴菲特？誰說中國只有陳光標？只是說的人不真做，真做的人不願說而已。

殷鼎是我所有認識的奇人之中最傳奇的一個。我們相識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當時我在《明報》擔任主筆，他先後在喜來頓酒店和假日酒店集團擔任亞太區總裁，主管從紐西蘭到澳洲，從南韓到中國等14個國家的業務。最初是通過我們共同的朋友、美國經濟學家張欣博士介紹認識的。

佩里是英國新左派運動和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學術成果集大成者和開拓者」。1938年，他生於一個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曾就讀於全英頂尖的貴族中學——伊頓公學，並掌握了九門外語，為後來從事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激情燃燒的1960年代，佩里投身於英國左派陣營，支持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運動，並開始筆耕不輟......

2010年夏的某一天，在太湖大學堂聽說，彼得聖吉和杜維明在杭州開完會要來看望南懷瑾先生。我馬上斬釘截鐵地說，杜維明是不可能來的。同修們起先皆覺得詫異，但後來果不其然，彼得獨自到了大學堂怏怏地說，杜教授臨時有事不來了。我為什麼敢如此斷言？說來話長⋯⋯

酒黨聚會一般都喝高度白酒，幾杯酒下肚，話閘子打開，這才是正戲。此時，三人的不同性格也就表露無遺。山東人憨厚耿直，國光喜歡直言不韙。安徽人機智幽默，學良更多妙語連珠。我則往往慷慨激昂。酒酣之餘，三人往往得意忘形，或勾肩搭背，或唇槍舌戰，若不是各自的老婆在一旁催促，喝到半夜也不肯罷休。人生在世，還有什麼比美酒老友更值得留戀的呢？

有一天，我們開車去浙江莫干山遊玩，半途聽說有個算命瞎子，就順路去長長見識。輪到給恒志算命，瞎子說他「權去威存」，在場的人聽了都面面相覷。25年過去了，瞎子的話不斷被應驗。儘管恒志早已離開權力場，但在朋友圈始終有着崇高的威信，因為他有一身凜然正氣。

回國以後，其仁沒有躲進象牙塔，依然風塵僕僕地帶領學生去企業和農村進行調查。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使其仁和他的弟子們帶出了中國「實證經濟學」的學風。這些年裡，他寫了不少書，如《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挑燈看劍》、《中國做對了什麼》和《病有所醫當問誰》等。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是當今最有國際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前幾年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資深副行長，成為首位在國際金融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他也是在國外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人生充滿傳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