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物論

虛擬資產的概念十分複雜，跟傳統投資產品截然不同；而其價格大上大落，相信是吸引投資者參與的主因。對於這種結構複雜，價格又大幅波動的投資產品，證監會為何會准許散戶投資者參與？

政府現在全力推動夜經濟，到底目標消費者是什麼人？那些大力鼓吹要振興夜經濟的，到底他們每周有多少天會幫襯夜市？

極端天氣來襲，沒有城市可以倖免於難。我們慣見其他國家的特大山火、旱災、洪災，在香港都有機會發生，而我們現有的基建設施，可能已無法有效抵禦！

福島核電站排放的不是「核污染水」是什麼？難道是清潔水？可飲用水？有些為日本政府辯解的專家硬說排放的核污水無害，甚至可飲用。

地區官員不再是「父母官」，地區工作要官民和衷共濟，地區人士應該可以監察專員的工作，令權力不會失衡，落在政府官員一邊。唯有如此，方能杜絕藉迎送酒宴拉關係向官員靠攏的惡習。

中國式改革，最後能否創出另一套中國式軟實力與美國抗衡，令中國在經歷眼前的困境之後，能夠再創高峰？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歷史上美國曾打過3場世界級的科技戰。現在第四場科技戰，中美對峙，中國要怎樣打？香港在輸送資金、人才等方面一直是中國大陸的窗口，美國豈會放過？

大學管治模式各有不同，唯絕大部分國家／地區的成功經驗，都是政府／政客盡量減少干預，給予大學最大的自主權，由專家、學者治校。香港要維持本地大學的一流水準，就不應反其道而行。

中大校董會改組，不是一家大學的事，而是關乎香港專上教育發展方向的大事，我們希望政府明白過去本地大學成功的原因，切勿誤判，更不要自毁長城。

我們更加希望，香港能夠包容更多不同聲音，讓更多人放心說真話、放心批評、願意說出他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機會再展活力、再現生機。

回歸下半場，香港的路不容易走，但我們優勢仍在，毋須過分悲觀。

美國的盤算，是國務卿訪華可以「增進了解、減少誤判」，起碼恢復雙方一個正規且高層的溝通渠道；而最主要目的是安排稍後的習近平、拜登高峰會議。在另一場中美元首會晤前，兩國之間的緊張局面都不會出現任何轉機。

內地對新聞自由、公共利益的探討和重視，應該令香港明白，我們現在不斷收緊言論自由空間、不斷設下紅線，是「反其道而行」！

在經濟結構轉型、社會貧富懸殊和民心向背的狀態下，為何港府要向乘車優惠此「維穩費」開刀？實屬「對症下錯藥」！

在壓迫的環境下，幽默除了是娛樂，背後其實還包含着不滿和批評；幽默、開玩笑是面對不尋常事物的反應，而笑經常是普通人對怪事、離奇、難以想像的事情的情緒反應。

多少年來我們都相信，專家治校、院校自主、自由開放是本地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場政治風暴，就把香港高等教育賴以成功的支柱毁於一旦。

匯豐對自己的定位舉棋不定、進退失據，而中美鬥爭正在升溫，類似孟晚舟案的對弈隨時會再發生。匯控總部在西方但業務重點卻在東方，危機仍然存在，突發事故隨時再來。匯控兩面不討好的宿命，可能無法解除。

香港培養政治人才，也應該從基層開始。在「愛國者治港」的新體制下，能進場參加區議會選舉的都是愛國者，還擔心什麼？

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大灣區至今仍然是一個宣傳上唱得起勁的概念，但實際上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改變，相信很多人都茫無頭緒。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俄烏戰爭、中美對抗，令世界再次分成兩大陣營，中俄一邊，美歐一邊，各小國都選擇靠邊站，國際政局似乎再無「中立」空間。過去港式思維，認為香港在中美衝突之間仍可以維持特殊地位；現在看來，這種想法已不切實際。

中國去美元化、搞石油人民幣，相信已下定決心，一場金融戰勢所難免。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國策下，香港的作用無可取代，甚至是獨一無二。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金融市場仍大有作為。

中共以黨領政，大政方針均由中共拍板決定，把港澳工作納入中共系統後，香港需全面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具體議題如對美國關係、台灣問題、應付「敵對勢力」等，香港都必須旗幟鮮明、敢於鬥爭。

香港回歸以來，有4位總理處理過香港問題。香港人對回歸後幾任總理印象不壞，皆因他們的作風都傾向務實，而且總理多處理經濟民生政策，較少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較容易令人受落。新上任的李強會是什麼樣的總理？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中央各項政策措施，香港到底有多大知情權、發言權和決策權？涉及香港和鄰近地區的發展計劃上，香港可以如何為自己爭取利益？這也許是新時代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新問題。

中美關係目前仍處於鬥而未破的局面，但基礎已愈來愈脆弱。俄烏戰爭之後，中俄關係更緊密，與美歐陣營對峙之勢已成，世界彷彿又回到冷戰年代的格局。

今年預算案有特殊意義，就是香港過去的特點和優勢已生變化，我們的經濟發展必須有一套新思維、新策略。老本已吃得差不多，大家都希望預算案可以找到一條新出路。

新形勢下，香港必須拓展美歐以外的市場和發展空間；而考慮的主要因素，已非單純經貿金融，而是要配合國家的外交和全球戰略。世界不一樣，從現在起，香港應該再認識世界，為自己找一個「稱職」的角色。

興建簡約公屋的本意，是協助改善劏房戶及長期輪候公屋但未能上樓的基層家庭。本意雖善，然而「魔鬼在細節」。

經歷一場大疫症，如果連最起碼的檢討都不做，又怎能向市民，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創的港人交代？

大陸一直反對外力介入台灣，但美國及其盟友對台售武、加緊圍堵中國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對着幹的形勢，最終可能會重蹈俄烏戰爭覆轍，台海終於難逃一戰！

通關之後生活逐步回復正常，但「老問題」很快就會再次浮現！抗疫一仗剛打完，更難打的仗才剛開始。

《改革方案》公布近8年，中國足球不但沒有好轉，反而繼續下沉。今年2月1日國足輸給越南，是62年來首次，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惹起內地輿論罵聲一片。何解國足的命運無法扭轉？

中國改變嚴格封控是好事，但政策轉變牽涉面廣，民眾未必有足夠心理準備，在未來一段時間，放寬管控也許會帶來極大衝擊！防疫措施突然急轉彎，內地政府必須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教導民眾在新措施下應該如何自處。

內地現在陷入困境，到底是沿着20條逐步「解封」，跟世界接軌？還是以硬着陸方式，堅持收緊防疫政策，不惜任何代價維持一個偏低的感染數字？

全球地緣政治和安全問題的「不可預測」，已成為新常態？

經過3年的疫情打擊，加上全球政經環境大變，疫情過後，更大的震盪也許才剛開始。而全球產業鏈重組、美歐全力「去中國化」，都動搖了我們過去對政經世局的認知。在這個大時代，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重要。

香港跟西方國家保持聯繫、發揮金融中心的功能，主要是為內地服務；香港成為了國家金融體制一部分，中美互鬥，香港無能為力，但我們固有的優勢必須保持，這是香港和內地城市最大的分別。

最新民調顯示，71%受訪英國人認為卓慧思不能得到他們的信任。卓慧思的致命傷，在於她的減稅計劃。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發布第一份《施政報告》，重振香港經濟，特首有何良策？

在政府的抗疫政策下，香港四大經濟支柱全線淪陷，明眼人都看得出，我們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再不改變對策，只有死路一條。

英帝國雖然衰落，但王室作為國家團結象徵的作用卻歷久不衰。當今世界仍行君主制的國家已不多，英國應該是最成功的一個。王室仍然能夠維持團結國家，以及繼續擔任英聯邦諸國精神領袖，可見其「餘威」猶在。

香港吸引外來人才的計劃表現並不出色，內地人才來港的意欲亦會逐漸下降。政府應該做的，是持續投資加強本地培訓人才計劃，增強本地人才庫，就可減少依賴從外地輸入。

回歸之初，台灣陸委會希望香港可以在兩岸交流中發揮重要中介作用；但到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執政後，台灣就不斷攻擊一國兩制。到香港在2019年發生反修例風波，蔡英文政府更看準機會，稱一國兩制「徹底崩壞」。

政府治理水平任何時候都會受考驗。最近有幾件「小事」看起來「無關大局」，但卻值得深入討論。

邱先生循循善誘，是位敦厚長者，喜歡跟同事聊天、打成一片，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邱總很關心後輩。

有俄烏戰爭的先例可鑑，中國的上策是避免發生軍事衝突，因為伴隨着戰爭而來的，一定是經濟大倒退，屆時中國的競爭優勢將盡失。

要做好協調、提高效率，其實應該整合更多部門而非分拆得更仔細，令政出多門、各自為戰，最後又要在「頂層結構」設立更高職位去「協調」。

經過近3年的社會動盪和疫情摧殘，香港元氣大傷，表面穩定的背後隱藏着一股中產移民潮，及年輕一代的躁動不安。未來5年政府要安定人心，令社會逐步走向和諧，也許需推動幾項大型社會計劃。

特區政府在回歸後施政阻力重重，無法凝聚民心，難以動員民間力量支持政府，歸根到柢都是「三不像」的政治體制，令政府既缺民意基礎，又沒有強大的政治盟友，更沒有堅實的基層網絡支持，與政府架構改組與否相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