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公民

全世界的政治精英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都企圖維持現狀，蓋上遮醜布，防堵疫情暴露出來自己的制度缺陷及意識形態偏見。

因應新一代接收資訊的習慣，大學近年已積極推動電子學習模式。卻想不到，就在不到半年之後，在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網上授課正普遍代替課堂授課，電子學習模式已正式全面實行。

疫症過後的生活可望重返正軌，學術自由若是喪失則影響較疫症更為深遠，怎能輕視呢？

政治考慮凌駕學術判斷、專業自主的禍害有多深，看看內地李文亮醫生作為武漢肺炎的「吹哨者」，卻被視為造謠，之後更被訓誡，導致錯失防疫黃金時期的例子，便會知道。

常識告訴我們，只要封關，帶病毒的內地人就不能進入香港，自然就不能傳播武漢肺炎，社區爆發的機率就會減低。

香港是如何從一個自由之都走上威權統治的道路？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又需要回到過去，重新審視殖民統治期間留給我們什麼樣的「遺產」。

香港警隊就更直接受中聯辦操控，打着「止暴制亂」的旗號，不斷「以暴製亂」；同時又在示威中混入內鬼，弄得示威者敵我莫辨，由此自導自演一幕幕的城市巷戰。

大學管理層（包括校、院長與校董會成員）一方面驚恐社會與政治爭議進入校園，另一方面卻享受特殊的待遇、甘願作為政治統戰的對象，這難道不是一種既虛偽又矛盾的現象嗎？

倡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不是要搞港獨，反而是讓國際社會有途徑監察一國兩制之運作，重建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在電視鏡頭之前的所謂「暴力」，很容易觸動了大家的情緒，覺得有人搞亂社會。但躲在制度背後的一眾人物，用盡了制度可以給予他們的權力，限制、打壓、欺凌與他們觀念不一樣的人，這些暴力傷害可能更大。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制止警民暴力衝突的最好方法。不是要警察不用武力，而只是要求他們負責任地使用武力，並為之問責。

我真的不明白，治港班子常大談做好年輕人工作，加強和他們溝通，卻一昧只懂擺出這種官威，採用一貫的威嚇性口吻。恫嚇的對象不但是莘莘學子，還全覆蓋學校、校長和教師。

大學因權力而墜落，學術界送終自我實現！

修例的爭議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

站在前景一片黑暗的今天，回顧百年中國學運的歷史，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作為一名小小的大學基層教員，我也不敢妄想就憑小貓三兩的行動，能對整個權力體制產生絲毫影響。

領導及管理層的權力有否受到校內的機制約束？還是校長及管理層可以隻手遮天之餘，更善用機制及制度的漏洞，欺凌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員工，製造恐懼，逼使其他的同事緘默？

和以往你就讀過的小學、中學不同，到了大學大專的階段，學問上的課題，以至你在校園內外的舉措、判斷，很多時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又或者是不同的人，會按他們的標準，給你不同的答案。

現在尊貴的教授們，復再肩扛起更弘大的民族使命，當仁不讓身先士卒齊齊北上報效祖國，如此又會否帶來不務正業、朝秦暮楚的惡果？

香港院校以國際化為號召，強調與大陸緊密的學術交流及研究，吸引外國科技界頂級學者來港，技術轉移之餘，更能提升大學的表現及排名，但功利計算的背後，卻協助了一個極權政府去監控人民。

作為香港的大學，每年花費數以十億計的公帑，主要工作乃是教育香港的大學生。那麼大學應如何面對急速轉變的世界？如何才能裝備好我們的下一代，以面對科技泛濫帶來的全新挑戰？

自新學制實施以來，成立了不少自資院校，但當中不少收生相當困難。由於這些院校基本上依賴學費來維持院校營運，不穩定的收生造成院校頗大的財政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院校自然多以短期或兼職合約聘請講師。

尋回立志當學者的初衷，立足於一己赤誠的初心，莫失莫忘，才是在大變局下不被動搖，不會變得搖風擺柳的不二法門。

院校的世界排名跌了麼？你的飯碗因此不保了麼？要怪，只怪今生你我緣盡至此。

過早的考試和升學壓力繼續主宰着基礎教育和學生的學習動機，向學生加諸較以往更牢固的無形枷鎖。

全份預算案演辭超過24000字，關於專上教育的段落只有65字。政府對專上教育發展有多用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