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修別集

中央政府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帶動全社會投資，以及發揮出口對經濟支撐作用。這些政策方向誠然是對頭的，但如果缺乏對造成消費和投資不振的深層原因作進一步分析，頭痛醫頭的對策亦只會事倍功半，甚至帶來反效果。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早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預計，2022/23年度財政赤字為1398億元，建議發債增加現金流，跟新加坡取態截然不同，當中新加坡是否存在值得香港參考之處？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中國取消嚴格疫情管控措施後，新冠感染席捲全國，出現藥物搶購潮等亂象。到底西方國家──特別美國──是如何考量其管控大型疫情的防禦及退場策略（exit strategy），是否值得中國參考？

新加坡政府的管治模式和前瞻性，近日再度成為本港熱點議題並加以比較，這不難理解。早前，筆者相隔兩年舊地重遊，引發不少感觸，希望就此行的若干觀察，化為文字，冀豐富相關討論。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人類歷史發生過很多大小戰爭，起因不乏誤讀和誤判例子，但最終遭殃的還不就是平民百姓？或許，日本防衛白皮書的內容能夠令人更多地了解日本疑慮，減低衝突，止戈為武。

中外經驗展示了「績效管理」可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但能否發揮成效，非流於政治口號，歸根到柢，端視能否掌握其基礎理念。

日本修憲和以下可能發生的情境，給「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增添了現實感和說服力，這也對大家帶來迫切拷問——全球各國今後要走的是「共存」之道，還是繼續走「爭雄」之途。

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香港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中國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積累知識、經驗和技巧，並且培養相應的治理人才。

候任特首李家超的競選政綱題為「同為香港開新篇」，當中較多是願景性的文字，欠缺的仍然是市民能看得見、抓得到、有份「同」行參與的政策制定和推展，以及大眾日後能用以衡量成果的績效指標。

中美脫鈎後，無論在技術面還是產業方面的發展，中國不單在大部分領域會明顯落後，甚至陷入真空狀態；在芯片製造、人工智能及IT產業，更面臨發展瓶頸。細讀國家的「冷現實」同時，亦令人衍生兩點反思。

有內地學者認為，若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就會患上「刑法依賴症」。這是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社會治理中出現的非理性現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風險與社會危害。同時，這是否也見諸落實《港區國安法》後的香港？

希望特區政府能與時俱進，引入西方國家和內地政府將績效指標視為現代預算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財政投入型財政預算案」轉型到「績效為本財政預算案」。

夏斌的建言是基於「經濟帳」，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政策緩急排序；而對於政策執行者而言，考慮的是「政治帳」，傾向不惜一切的目標。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伍利斌，日前在內地《中外法學》試論《中英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角度，對此具爭議性的課題，也就是《聯合聲明》在今天的法律效力，提出不少深值重視的見解。

北京以往通過香港的中立形象，以香港作為「白手套」進行跨境併購或以其他方式，方便取得科技與市場，但隨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全面管治權的落實，香港在此方面的「隱性」角色，看來有所退卻。

兩位美國學者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永遠上升的國家，其機會之窗也不會長期敞開。他們要求大家重新審視，以「修昔底德陷阱」角度分析今天中美衝突成因是否貼切，並提出一個新的視野，即陷入衰退階段的中國會帶來怎樣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中國傳統文化的管治之道最核心是法家，各朝各代都是外儒內法，歷代君主都在暗地裏使用商鞅教給他們的辦法來治理百姓。

國防工業出版社早前出版《太空軍事運用戰略構想》，反映中國軍方務實地認為我國太空力量總體實力相比美國、俄羅斯等太空強國還處於追趕階段。我們的太空資產正在面臨什麼威脅？

在新時代，要成為一個「政治堅定、業務精湛、讓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文宣、政務工作者，要下功夫之處着實不少。慎防錯別字的出現，避免尷尬場面，故然重要，但如何在遣詞用字時，防止上面錯誤情況出現，更應慎重。

見證了戰後亞洲局勢的變化的日高義樹，在新書中透露他從美國海軍和中央情報局方面獲悉，習近平在一年前的內部會議中表示，解放軍會在武統台灣前，先佔領釣魚台和在該地建立前線軍事基地。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

如果我們相信「一國兩制」的初衷是制度間互相學習和展示北京對治理國際大都市的能力，無論被冠以「完善」或「倒退」之名，「港版國安法」的客觀效果是大幅引入中央的直接管治。

以威權的力量來達致「去異求同」，將原有制度和價值觀作「摧枯立毀」式瓦解，何嘗不是北京今天治港和對台策略的寫照。

中國為什麼要建設世界一流軍隊？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為什麼不能局限於中國國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劉明福教授新著提供了重要參考。

特朗普當年參加美國總統時，政綱強調「美國優先」，並在多次在競選集會中公開表示，美日同盟對美國不公平，日本長期佔美國便宜，只分攤很小的美國駐軍費用。

筆者嘗試將《習近平關於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內容與內地媒體以往刊登過的文字，作一對比，初步確認這些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部分包括如下段落。

《反彈道導彈作戰研究》指出，彈道導彈的特點以拋物線飛行、飛行彈道難以預測、飛行和落點速度快、留給軍隊抗擊的「時間窗口」非常小。

雖然特朗普來自商界，但他和他的團隊所採取的策略看來高於商學院的企業競爭博弈理論，更是一種立足於國家視野的治國方略。

中國方面明白，以不法的手段強奪香港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造成重大損失，亦會對中國在國際戰略上帶來挫折，但對於習近平，這卻是其制霸全球的第一步。

面對着文化、歷史、宗教、種族多元的南中國海和周邊國家，中國選擇了以軍事建設為基礎的海洋實力投放。

美哈德遜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日高義樹發表新作，內指習近平試圖藉疫情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上「起死回生」。遺憾的是，讓中國意圖得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情報機關的失誤。

面對國際間種種不利情況，北京選擇了較易入手的香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地推出港版國安法，從而希望能達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目的，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卻有可能成為一柄傷及自己的「雙刃劍」。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石正麗及其團隊發表過任何關於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研究進展論文或測試，用以對付從自然界收集的病毒，及或用以對付實驗室漏出的合成冠狀病毒。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問號。

隨着今日起關閉羅湖、落馬洲和皇崗口岸，更多內地人士可能會因此而選擇利用深圳灣通道來港，而事實上，預計的情況亦已出現。

剛履新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是臨危受命，初步看來，他被中央看重的原因，相信是他出任青海和山西兩省省委書記期間，在領導「止暴制亂」和「地方肅貪」的表現，以及他在執行上述工作時「與國家安全部門合作」的資歷。

我們不妨從當前澳門司法管治團隊成員的背景作一全面管探，更好地了解他們口中的一國兩制典範靠的是什麼，在香港真的行得通，對香港和內地是否有利，答案躍然紙上。

對不知就裏的港人或外藉乘客而言，事件引發和揮之不去的擔憂是，一次原本認為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前往澳門的旅程，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進入了內地司法管轄區，面對可能突如其來、預計不到的可能性。

美國削弱中國經濟先從削減貿易赤字入手（科技方面則從華為、中興入手）。日高義樹表示中國再難像以往般依賴出口美國帶動經濟增長和創匯。

準確而言，坐鎮北京的公安部部長趙克志才是香港警隊的「一哥」，他負責指揮着香港「當前最緊逼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工作」，就連特首林鄭月娥、李家超、鄭若驊，看來也要向他匯報和請示。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資訊發達，國際化程度高，以新疆式的反恐措施，包括在新屋嶺和鄰近地點設立拘留營，不僅難於奏效，並出現各種反效果。

特區政府這次引用《緊急法》來訂立《禁蒙面法》的舉措，除了是繞過立法會外，更令人相信其程序和安排，超越了憲法和《基本法》規範。

雖然《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1997年回歸時也獲當時的臨時立法會確認通過，但面對今天香港的憲政體制以及社會環境的轉變，該條例的適用性、執行主體、措施內容，又應如何理解。

重讀這份剛發布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文件還是沿用傳統計劃的特色，也就是口號治國。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法制不適用於香港，但其內核精神，總不能背道而馳，特別是如果要利用黑惡勢力的話語是出港澳辦官員口中，更令人不禁反問，這是否違反習近平思想。

修訂本身是一項可供中國學習和構建「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試金石，但從今天所見，粗枝大葉的修訂卻造成今天的惡果，特首林鄭最終承認修訂工作「全面失敗」，社會還正在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由於公安機關可以完全獨立地辦理刑事案件，不受檢察機關的領導和指揮，檢察機關一般無法參與公安機關進行的偵查活動，根本無從實施有效的「法律監督」。

讓「槍聲一響，法治收聲」，破壞香港法治的不作為者和始作俑者，是特區政府。

中國與香港的法制特質存有結構性差異。內地機關在偵查、辨認、鑑定等過程中或有不完善之地方，影響法院未能有公平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