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修別集

在香港經濟面臨放緩和財赤急升的背景下，特首的施政報告強調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特別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然而，報告中對誠信制度的忽視令人擔憂。

深圳由原來的「三來一補」和輕工業為主，經多年努力，近年一躍成為「中國矽谷」。深圳當局的策略取態方面與香港有什麼不同？當中是否有值得香港借鑑之處？

特首在研習會要求司局長「深刻學習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融匯貫通在日常工作中」，但如缺乏統籌和跟進，與三中全會要求看來有所分別。

新加坡淡馬錫與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雖然都是政府全資擁有的投資公司，但二者在成立背景和政策考量上存在差異。兩家公司在投資目標和策略上也存在一些相似之處，值得進行比較研究。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很多問題是共性的，特別是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不管是實體經濟、民營企業還是金融機構，都必須進一步改革，完善機制建設。

我們暫時不爭論屆時財赤問題能否如期解決，但發債是屬於跨代徵稅（trans-generational taxing），由下一代償還我們這一代人的債務。除經濟考量之外，還應要加入道德性的思維嗎？

在今次中美博弈，韓國最後投向美日，看來是認定合作的將來性，與日本一樣，非感情用事。依此路向，亞洲會否走入一個不包括香港的新四小龍（韓、日、台、星）時代？香港現行的創科道路，是否實際可行？

夏寶龍表示「香港人的努力、創意、成就與善良是有目共睹」同時，他提醒人們「過去的貢獻亦不能全等於未來」。夏寶龍沒有再就此建議的內容作進一步解釋，究竟這是他漫不經意提起？還是港澳辦在港調研後的結論？

誠然，剛公布的數字顯示去年本港經濟取得3.2%增長，但不應忽略於2022年本港經濟收縮了3.5%。預算案對前景的估量，是否過於樂觀？政策質量方面的投入，又是否顯得不足？

歸根到柢，除融資之外，看來還是需要同時將重點投放於審查、選擇、排序和監督方面；也就是說，將績效管理完整地應用於大型發展項目的全過程。特別是今天香港面對的內外部環境跟以往不同，包括財政儲備減少等。

該份美國國會報告書是為美國對中國當前的經濟潛力和前景作評估，但其所指陳的問題，對改進中國教育制度又有可以供參考之處嗎？

擴大點而言，國際地緣政治和內地經濟急劇變化，特區政府原先對未來財政收入的預測，有否需要重估？內地地方政府相繼陷入嚴重財赤，香港應如何引以為戒？

修復資產負債表的起步，是盡量維持企業經濟活動，重點是現金流轉正，爭取至少能夠償還利息，減少企業倒閉和失業。亦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注入信心和正能量，防止「資產負債表衰退」滑向「躺平式衰退」。

對於香港未來路向，施政報告雖然以「拼經濟謀發展」為主題，但行政長官在起首部分即表示是以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須」、「四點希望」作為施政藍圖。

傳統經濟學提出在經濟不景情况時以減息刺激消費和投資，於「正常」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不過在通縮情况裏則有其局限性，及需要有相應的認識和調整。

無論如何，以中國當前的實力和經濟狀况，能否支撐以「傳統東亞秩序」為本的鴻圖偉略，頗成疑問。再者，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上述的對外交往指導方針，又是否符合今日世界的客觀現實？

當前中國經濟可謂面對內憂外患，本文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探討通縮成因和前科，冀對中國當前經濟狀况有較立體分析。

2021年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就應詢中俄關係時，首次形容中俄兩國「不是盟友，勝似盟友」，以及中俄之間「戰略合作沒有上限」，底線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

若以文明衝突論來審視今天全球陷入的劍拔弩張態勢，我們可否從中得到若干端倪，即今天對抗的主軸可歸因於海洋與陸權文明？

中央政府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帶動全社會投資，以及發揮出口對經濟支撐作用。這些政策方向誠然是對頭的，但如果缺乏對造成消費和投資不振的深層原因作進一步分析，頭痛醫頭的對策亦只會事倍功半，甚至帶來反效果。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早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預計，2022/23年度財政赤字為1398億元，建議發債增加現金流，跟新加坡取態截然不同，當中新加坡是否存在值得香港參考之處？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中國取消嚴格疫情管控措施後，新冠感染席捲全國，出現藥物搶購潮等亂象。到底西方國家──特別美國──是如何考量其管控大型疫情的防禦及退場策略（exit strategy），是否值得中國參考？

新加坡政府的管治模式和前瞻性，近日再度成為本港熱點議題並加以比較，這不難理解。早前，筆者相隔兩年舊地重遊，引發不少感觸，希望就此行的若干觀察，化為文字，冀豐富相關討論。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人類歷史發生過很多大小戰爭，起因不乏誤讀和誤判例子，但最終遭殃的還不就是平民百姓？或許，日本防衛白皮書的內容能夠令人更多地了解日本疑慮，減低衝突，止戈為武。

中外經驗展示了「績效管理」可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但能否發揮成效，非流於政治口號，歸根到柢，端視能否掌握其基礎理念。

日本修憲和以下可能發生的情境，給「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增添了現實感和說服力，這也對大家帶來迫切拷問——全球各國今後要走的是「共存」之道，還是繼續走「爭雄」之途。

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香港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中國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積累知識、經驗和技巧，並且培養相應的治理人才。

候任特首李家超的競選政綱題為「同為香港開新篇」，當中較多是願景性的文字，欠缺的仍然是市民能看得見、抓得到、有份「同」行參與的政策制定和推展，以及大眾日後能用以衡量成果的績效指標。

中美脫鈎後，無論在技術面還是產業方面的發展，中國不單在大部分領域會明顯落後，甚至陷入真空狀態；在芯片製造、人工智能及IT產業，更面臨發展瓶頸。細讀國家的「冷現實」同時，亦令人衍生兩點反思。

有內地學者認為，若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就會患上「刑法依賴症」。這是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社會治理中出現的非理性現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風險與社會危害。同時，這是否也見諸落實《港區國安法》後的香港？

希望特區政府能與時俱進，引入西方國家和內地政府將績效指標視為現代預算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財政投入型財政預算案」轉型到「績效為本財政預算案」。

夏斌的建言是基於「經濟帳」，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政策緩急排序；而對於政策執行者而言，考慮的是「政治帳」，傾向不惜一切的目標。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伍利斌，日前在內地《中外法學》試論《中英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角度，對此具爭議性的課題，也就是《聯合聲明》在今天的法律效力，提出不少深值重視的見解。

北京以往通過香港的中立形象，以香港作為「白手套」進行跨境併購或以其他方式，方便取得科技與市場，但隨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全面管治權的落實，香港在此方面的「隱性」角色，看來有所退卻。

兩位美國學者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永遠上升的國家，其機會之窗也不會長期敞開。他們要求大家重新審視，以「修昔底德陷阱」角度分析今天中美衝突成因是否貼切，並提出一個新的視野，即陷入衰退階段的中國會帶來怎樣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中國傳統文化的管治之道最核心是法家，各朝各代都是外儒內法，歷代君主都在暗地裏使用商鞅教給他們的辦法來治理百姓。

國防工業出版社早前出版《太空軍事運用戰略構想》，反映中國軍方務實地認為我國太空力量總體實力相比美國、俄羅斯等太空強國還處於追趕階段。我們的太空資產正在面臨什麼威脅？

在新時代，要成為一個「政治堅定、業務精湛、讓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文宣、政務工作者，要下功夫之處着實不少。慎防錯別字的出現，避免尷尬場面，故然重要，但如何在遣詞用字時，防止上面錯誤情況出現，更應慎重。

見證了戰後亞洲局勢的變化的日高義樹，在新書中透露他從美國海軍和中央情報局方面獲悉，習近平在一年前的內部會議中表示，解放軍會在武統台灣前，先佔領釣魚台和在該地建立前線軍事基地。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

如果我們相信「一國兩制」的初衷是制度間互相學習和展示北京對治理國際大都市的能力，無論被冠以「完善」或「倒退」之名，「港版國安法」的客觀效果是大幅引入中央的直接管治。

以威權的力量來達致「去異求同」，將原有制度和價值觀作「摧枯立毀」式瓦解，何嘗不是北京今天治港和對台策略的寫照。

中國為什麼要建設世界一流軍隊？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為什麼不能局限於中國國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劉明福教授新著提供了重要參考。

特朗普當年參加美國總統時，政綱強調「美國優先」，並在多次在競選集會中公開表示，美日同盟對美國不公平，日本長期佔美國便宜，只分攤很小的美國駐軍費用。

筆者嘗試將《習近平關於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內容與內地媒體以往刊登過的文字，作一對比，初步確認這些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部分包括如下段落。

《反彈道導彈作戰研究》指出，彈道導彈的特點以拋物線飛行、飛行彈道難以預測、飛行和落點速度快、留給軍隊抗擊的「時間窗口」非常小。

雖然特朗普來自商界，但他和他的團隊所採取的策略看來高於商學院的企業競爭博弈理論，更是一種立足於國家視野的治國方略。

中國方面明白，以不法的手段強奪香港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造成重大損失，亦會對中國在國際戰略上帶來挫折，但對於習近平，這卻是其制霸全球的第一步。

面對着文化、歷史、宗教、種族多元的南中國海和周邊國家，中國選擇了以軍事建設為基礎的海洋實力投放。

美哈德遜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日高義樹發表新作，內指習近平試圖藉疫情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上「起死回生」。遺憾的是，讓中國意圖得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情報機關的失誤。

面對國際間種種不利情況，北京選擇了較易入手的香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地推出港版國安法，從而希望能達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目的，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卻有可能成為一柄傷及自己的「雙刃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