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觀察

香港是外向型開放經濟，積極參與國家經貿發展之際，也不應忽視外圍環境轉變。鼓勵女性兼顧家庭與事業，也要深入了解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連年下跌之啟示，避免此消彼長，互相抵消，始能保持社會生產力。

香港是外向型自由市場經濟，必須面向全球，外圍影響向來直接而深遠，難以獨善其身，亦無從閉關自守；應對之道，莫過於借鏡新加坡，及早全民接種疫苗治本，始為上策。

維護國際金融中心，商貿樞紐、航運中樞等舉足輕重地位之餘，更應全力推動高科技發展，為各行業提升效益與生產力創造有利條件，讓香港發揮競爭潛力。

香港金融成就與政治體制無必然關係。關鍵是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受到各方認同。一國兩制及兩幣乃相輔相成，貫徹自由資本市場，延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傳奇，發揮人民幣離岸中樞功能。

兩年以來，香港先後經歷社會動蕩及瘟疫洗禮，元氣大傷，而且餘波未了。新舊經濟交接之際，也是新舊常態轉捩點，除逆境自強，更應未雨綢繆。蕭規曹隨，難以應對前所未見之變局。

預防疫苗面世，帶來曙光及希望，是形勢轉捩點，也是對政府之考驗。特區政府能否痛定思痛、亡羊補牢，且拭目以待。瘟疫有後遺症，社會須面對家庭破碎等現實。即使傷痕有朝癒合，傷痛烙印也永難磨滅。

恒生指數又擬大幅改革，目標卻欠明確，歷史數據之延續性，也嫌語焉不詳。歐美日市場指數歷史更悠久，面對基金洪流而擇善固執，箇中自有道理及學問，值得香港認真反思，隨波逐流是否明智？

指數是統計學之冷門課題，理論簡單卻博大精深，變化多端故易懂難精，尤其應用於股市實務。

數碼現金面世，無疑是貨幣金融革新，可以消弭非銀行儲值便利之先天缺陷及風險，簡化多重監管，降低營運成本，發行商、零售商及消費者三方皆蒙其利。

中央銀行發行的數碼貨幣並非新形態，而是實體貨幣（鈔票）的交替，發行程序不變，具有同等地位及法律效力，與比特幣等數碼商品，有天淵之別。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

千禧新紀元，新興科技產業落戶，受惠貿易開放及金融改革而壯大。現今深港科技創新地帶成熟，成績屢獲國際認同，殊非僥倖。

若環顧全球其他地方抗疫，可謂有得有失。手忙腳亂沒做好應對者，事倍功半；不慌不忙能緊抓抗疫關鍵者，事半功倍。

瘟疫肆虐，抗疫防疫從嚴，甚至封關閉城，引發環球經濟危機，讀者心中有數，不用多言。其實有人歡喜有人愁，百業可歸納為四大情況，相應就業失業狀況亦有異。

環球抗疫防疫，各地疲於奔命之餘，也惆悵經濟基礎轉變，破舊而未立新，傳統理論過時，探索復元之路，猶如摸着石頭過河。

政府應對疫情的措施反映對當下經濟困局認識未深，以為不外傳統衰退，可是大家的出行習慣慢慢改變，開庫濟眾乃權宜之計，不治標，也不治本。筆者認為，政府在面對疫情不同階段，需要有不同政策和具透明度。

據悉內地自2014年着手開發數碼人民幣，歷時6年之久，跳級越過傳統銀行同業清算系統，工程看似簡單而實際複雜。期內，香港金融科技開發成績又如何？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勢凶猛，瘟疫肆虐半年，環球經濟陷入衰退。原以為各方反應過敏，待形勢穩定，經濟自當反彈，甚至先於疫症完結。不料曠日持久，實出乎經濟學家意料之外。

今回大國再三交鋒，且是有備而來，香港處境夾縫，左右為難，勢殃及池魚，而聯繫匯率又樹大招風，相信衝擊投資信心不少。

對於何鴻燊的傳奇人生，以及其家族的故事，由於大小傳媒常有報導，相信海內外華人社會均耳熟能詳，本文扼要介紹其人生經歷，再總結其成功經驗，並提出一些思考。

要離開香港這個自小成長的熟習環境，移居一個陌生地方，另起爐灶，無論家居、事業、鄰居朋友圈等都要重頭開始，實在談何容易。

香港經濟屬外向型，金融貿易航運是命脈，各地封關鎖城隔離愈久，經貿損傷愈深，民生影響愈大，復原時間愈長。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依。當前內務委員會主席難產，適逢立法會換屆，何不趁機現代化監察施政及審議法案制度？

香港是外向經濟體，環球經濟不景氣，怎可獨善其身？新冠肺炎情況嚴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疫症似延續至秋季，甚至年底始消退。即使最樂觀估計，全面復原也需待明年，百業難免進入嚴冬。

10年以來，特區3屆政府着力解決房屋問題，卻徒勞無功。癥結是以壓抑需求為本，寄望美元掉頭及加息解困。如今十年一覺，美息打回原形，疫症肆虐，環球經濟陷衰退邊緣，倘不知變通，讓監管從寬，香港不易跨過難關。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全民派錢10000元，並非純粹政治考慮，也有實際需要。去年下半年以來社會動盪，是非功過得失，還待歷史公斷。不過政府一念之差，經濟受挫民生受苦，始終難推卸責任。

特區政府大灑金錢，穩定民心，催谷經濟，短期自然入不敷支，財政盈餘滾存縮減，外匯儲備流失更是在所難免。長期可否收支平衡，回復量入為出，則屬未知之數。

撇開意識形態及選票政治等，英美兩國改弦易轍並非無迹可尋，說到底還是經濟利害作祟。

政治乃求同存異，立法不離三大共識：政治有共識、政策有共識、程序有共識。

倘若時光可以倒流，特區政府能看透局勢，巧妙活用「一國兩制」之利，及時實施臨時入境管制，減少中港跨境人流，形勢也許完全改觀。春節後市民盲搶口罩及食品行為，應不會出現；醫護人員之抗疫疑慮，只是杞人憂天。

當前所謂「顏色經濟圈」只以政見掛帥，又對非其圈內採取攻擊破壞的暴力手段，而非源於本身較為突出的競爭力或生產力，五大條件自然難成氣候。

聯繫匯率制度下，若港元長期偏軟，貼近7.85承兌下限，顯示有走資現象，但未足以遽下結論。其實，走資尚有三大統計現象，須同時出現始可確認，否則容易以偏概全。

推廣電能車是環球大氣候，不過香港政經形勢特殊，獨步單方稅項減免鼓勵置換，實難完全奏效。

剛發表的《施政報告》蕭規曹隨，未見亮點新猷，實不難理解。當前社會動盪不安源於政治訴求，民怨是病徵而非病因。政治訴求不可能以政策解決，紓民解困不是萬應靈丹，往往事倍也無功半。

必須認識的是，虛擬銀行並非金融革命，彼所能者，實體銀行也能；反之，實體銀行能者，虛擬銀行卻未必能。

若果我們明白當前局勢難以一時三刻解決，而過去的歷史教訓是，持久戰和消耗戰不利運動的發展，因為香港經濟命脈雖不受打擊，但必然殃及那些只想過和平安定生活的普羅市民、打工仔，那肯定不是抗爭者願見的局面。

本文想藉過去多場社會運動的發展與結局作出一些分析，進而指出當前運動的死局與出路。

是回修例小事化大，引起軒然大波，觸碰多方政治底線，動搖社會安定基石，說到底是政治互信極為薄弱之故，唯這方面的修補在社會嚴重撕裂且十分政治化下，卻極為不易。

香港所沿用資料庫，其實先天條件及後天操作追不上市場發展，現時更出現保安漏洞，讓個人私隱岌岌可危。

香港社會長期難以凝聚「三政」共識，缺乏政治信任，大小法案討論必然寸步難行，更不要說招引外力為己助威，容易令香港掉進大國博弈狹縫，這些均非香港之福。

智慧大時代，互聯網發達，資訊氾濫。事故底因有待調查，傳媒以至社交網卻急不及待，不旋踵「權威」消息及「專家」評論充斥，彷彿已掌握來龍去脈。

客戶外幣存款則存放境外同業等資產照應，外幣及港元存款掉換，資金實際未流出銀行系統，卻造成外資進出假像。

「非路帶經濟」與「路帶經濟」之間的基礎建設指數變化，很可能與中國大力推動區域內建設有關。

特區政府師法獅城，但似未悉箇中奧妙，措施自相矛盾。左手殷切覓地建公營住房，右手放行流入私樓市場，供求永無平衡之日。

政府正陸續實施2018年度預算案稅務寬減，尤其提高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自願供款免稅額至每年6萬元，且惠及延遞年金供款。政客喜出望外，稱讚官員從善如流，惟未知他們有否了解強積金及年金皆私營，是盤生意。

在欣賞劇中人爾虞我詐的「宮鬥」之餘，我們覺得更反思當中帶出的一個重大社會現象：相對於男性在「前台」──如沙場、商場或政壇上的刀來劍往、生死相搏；居於「後台」的女性，在後宮之中的勾心鬥角，同樣激烈非常。

若我們不能從較根源性入手，例如化解遲婚問題、居住空間狹窄問題、工作欠保障收入卻停滯不增問題等等，則出生率必然如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所指「沒有回升的迹象」，這樣必會窒礙未來經濟發展，動搖社會穩定基石。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卻表現得忌憚三分，是否真的反映中美之間的科技發展差距已經收窄，甚至到了可以爭一日之長短的地步呢？

在全球化年代，又處於經濟衰退時期，中美貿易、生產、投資，甚至人民交往又相互糾纏的年代，大動干戈的結果必然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中國與路帶倡議沿線經濟淵源非淺，五通皆備，何須香港穿針引線？不過，資金需求龐大，並非一國能獨力承擔，須集腋成裘。而金融正是香港所長，填補內地不足，何必捨長取短？

若政府能心領神會，官僚身體力行，大橋港方口岸交通混亂、轉數快系統百密一疏等問題應可避免，撥亂反正也不難。相反，若政府思維因循，官僚責不在我，不但於事無補，更節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