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良言

30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最近提出了新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社會分化對立的問題，歸咎於政客們鼓動和利用各個群體的身份認同抗爭來贏取人心。福山認為，現在威脅着民主制度的就是這種「身份政治」。

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經費的大財團，長期以來都是全球化的倡導者和受益者。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為這些跨國企業創造了難以想像的財富，但同時擴大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平。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決策者願意正視問題，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當可避免重犯錯誤。可是，最大的問題，可能正是高官有「政府管治沒有問題」的錯覺。問題真的只出在政策的「執行細節」上嗎？

政府說，提高長者綜援申領年齡，是為了釋放勞動力，因為政府認為，長者綜援會減低年長人士繼續工作的意欲。如果是這樣，怎能說收緊政策不是強逼長者工作呢？

三隧分流變「三流分隧」，因為高官離地而自以為是。他們以為自己比所有人高明，知道什麼是維護市民利益的最佳辦法。

「關愛共享計劃」、「就業支援補助金」──這些名堂可真是創意之作，不知是出於哪一個高人之手？

政府提出的三隧分流方案，紅隧和東隧收費加幅高於多數人可以接受的水平。政府說這是「苦口良藥」，但沒有解釋為什麼加幅不可以較溫和。

林鄭出席今年第一次立法會答問會，最惹火的議題竟是提高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 。有議員叫政府撤回這政策，林鄭回應說，政策早寫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裏，是議員們批准的，這話引起了議員們的強烈反彈。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的報告，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抨擊，是意料中事；小組意想不到的，是報告發表的時間和方式，也備受非議。

印度導遊和太太的婚姻是雙方家長安排的：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他們這一代還會接受盲婚啞嫁嗎？

百多年前，印度一個大君出國，不喝外國的水，要自攜恆河水飲用。今天，人們到印度旅遊，不能喝印度的水，要攜帶樽裝水飲用。

印度的神廟、皇宮和城堡，數量繁多，規模龐大，用料珍貴，設計獨特，工藝超凡。這些歷史建築都是大白象工程，如果不是在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是沒有可能完成的。

20年後重遊印度，我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最明顯的分別是多了一種生氣。這個人口即將超過中國的古老大國展現了新的發展活力，巨人甦醒了。

盈餘不斷增加，派糖的方式便層出不窮，而且要巧立名目：從「藏富於民」、「還富於民」到「與市民共享」，口號一個接一個，背後的性質和目的卻愈來愈模糊了。

明年2月發表的是2019至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到時有多少錢可以用來「派糖」，不是看本年度有多少盈餘，而是看政府對下年度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怎麼估計。

國歌法要通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在今天的政治氛圍下，要在準確實施全國性法律和顧及內地與香港差異之間取得平衡，比回歸初期實施國旗法和國徽法時困難得多。

受條例保障的限於議員在會議上的言論，而不包括議員的行為；如果議員在會議上作出違法的行為，例如用武力襲擊他人，涉及的民事或刑事責任並不豁免。

經濟學者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指出，美國法律賦予總統對貿易很大的決定權。世界貿易的未來，全繫於一個人的心理活動；這個人愚昧無知，反覆無常，且患了妄想症。

《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規定，提名表格須附有由候選人簽署的聲明，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主任對朱凱廸的要求，超出了只須簽署聲明的規定。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泛民的競選政綱包括反對「明日大嶼」。如果泛民贏了補選，一定會說選舉結果證明民意反對填海。泛民輸了，反對的火力下降了。

泛民認為，他們的候選人敗選，是因為很多支持他們的選民沒有投票。這些選民，明知泛民如果輸了這次補選便保不住議會裏的否決權，依然不肯出來投票；對泛民「告急」，他們無動於衷；他們還算是泛民的支持者嗎？

關係加運氣的學位分配辦法免除了學童應付入學遴選的壓力，但同時也扼殺了憑個人努力爭取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

78歲的民主黨眾議院領袖佩洛西很可能成為美國新一屆眾議院議長。經驗豐富是她的優點，但朝氣、活力和創意肯定不是她的強項。佩洛西只是民主黨人才老化的其中一個例子。

習近平對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說，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致謝議案的表決結果意義十分有限：議案獲通過，不等於《施政報告》的所有內容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正如議案被否決不等於立法會反對《施政報告》的所有建議。

居上位者倘被只懂唯唯諾諾的人所包圍，便有犯大錯誤的危險。但人一旦位高權重，大多數還是愛聽恭維說話，不愛聽批評意見。

回歸以來歷次政改嘗試有成功也有失敗，其中的經驗證明，互諒互讓才可以促進政制向前發展，激烈抗爭只會令政改停滯不前。

特區政府便應該向廣東省政府建議，增加行走大橋的跨境私家車配額。這樣才可提高大橋的使用率，充分發揮大橋的作用。

上星期三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以來，每天行走大橋的車輛只有約2000架次，很難說得上對促進三地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有什麼「重大意義」。

行政長官在準備撰寫《施政報告》時，曾不停地呼籲公眾對報告內容發表意見；人們會以為，寫入施政報告的東西，都是來自大眾的，人們期待的；而不是出自密室的，令人驚詫的。

林鄭說，「明日大嶼」分階段進行，首先研究1000公頃的填海，然後才決定最終的填海規模。既是如此，《施政報告》為什麼不可以說繼續研究「東大嶼都會」計劃，考慮在原來的1000公頃之上增加700公頃呢？

《施政報告》的主題「堅定前行，燃點希望」，英文版翻譯為 Striving Ahead, Rekindling Hope。中英文含義的差異，是故意的嗎？

拿今天的局面跟一年前比較，社會環境和氛圍變好了嗎？凝聚社會共識的困難減少了嗎？解決政治問題的機會提高了嗎？

卡瓦諾法官的任命，是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前取得的一次勝利，還是會成為共和黨在選舉中的一個包袱？

社會和政治問題卻沒有一套人人接受的基本原理，所以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不能像數學矛盾那樣，通過理性辯論解決。

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卡瓦諾的確認程序，因加州女教授福特對卡瓦諾的性侵指控而節外生枝。這事件不但影響卡瓦諾的任命，共和黨在中期選舉裏的成績也會受牽連。

在全港交通癱瘓下不停工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對各行各業以及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政府有沒有評估呢？社會為此要付出的代價，會不會比停工一天還要大？

土地供應公眾諮詢，提出的多個土地選項都有爭議，是意料中事。但受爭議的不只是各個具體的選項；連諮詢活動本身也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和反對。

香港反對派要阻止政府議案通過，只能用抗爭手段阻撓議會運作，正如現在美國參議院裏佔少數的民主黨，要制止總統提名的大法官獲得任命，唯有衝擊議會的確認程序。

在美國，原本用來防止濫用選舉經費的規定，卻可以用來為特朗普給兩個女郎提供掩口費的行為辯護，令他脫罪。

即使食環署完全採納了申訴專員的建議，落實了租務改革，街市的營運情況是否就可以得到改善呢？

如果掩口費是選舉開支，便必須申報；不申報即觸犯了選舉法例。科恩替特朗普向兩名女子提供掩口費，當然沒有申報；問題是，掩口費是不是選舉開支？

特朗普一貫蔑視法紀，而他所任用和信賴的人當中，早有多人被揭發是犯罪違法分子。前些時有分析說，特朗普顛覆了許多原有的制度規範和道德準則，看似胡作非為，其實他是順從了美國求變的民心，所以得到很多人支持。

人民安居則社會穩定，這是新加坡政府管治成功的經驗。香港有可能像新加坡那樣，做到「居者有其屋」嗎？

新加坡青年人結了婚，便可優先擁有資助房屋；這政策是不是很有效地鼓勵青年人早婚呢？

新加坡超過八成人口住在政府組屋，其中九成擁有他們居住的單位。近年落成的組屋，設計之豪華、售價之低廉，超乎港人可能想像，港人只能艷羨。

有些成語最近經常聽到，例如「送官究辦」和「蒙在鼓裏」；但引用成語的人要表達的意思，跟一般人的理解未必一樣。

建制派陣營希望在11月的補選中，成功為建制派贏得九龍西第四個議席，但到換屆時卻自動退下，放棄競選連任。也許有人認為，高醫生正是這第四者（或稱「阿四」）的最佳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