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世界

目前政府斥巨資興建簡約公屋，是以金錢換取時間去盡快安置不適切住房住戶上樓的安排。但筆者認爲，這只應是個短期的權宜之計。重建高齡公共屋邨的優次及時間表，應以衡工量值原則釐定。

世界正在經歴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國家和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常言道：「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面對變幻莫測的時局，規劃必須有一定韌性和彈性去應變。

我們相信，通過與國家戰略的承接和融合，將使香港獲得數字經濟戰略新機遇和增量新動能，加速香港新發展模式的啟動和騰飛，迎接香港新戰略引導下的發展新輝煌。

世界各國正在把推進經濟數字化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香港應同步加快數字化發展，有必要以「數字香港」頂層規劃，推動香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

房屋供應短缺，房價不斷攀升，表面上是可開發土地供應緩慢、發展項目審批過程冗長和建築成本持續上升所致。然而，房屋對於某些群體是一項投資工具，既得利益者包括大量已經擁有物業資產的家庭、個人及機構投資者。

可開發土地供應不足，一直制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未來新增可開發土地供應，其實可以從三大方面着手。

本港生態環境需要超越本區内的其他經濟體，如新加坡，才能長期吸引各國優秀人才落地生根，助香港經濟穩健發展。如果香港需要用10年的時間去達到内地和國際發達國家現時的回收水平，這個進度顯然落後於經濟發展。

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和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關鍵期，新增土地供應刻不容緩。筆者認為，DDA能讓政府在更堅實的法律基礎上去掌控土地供應主導權，更好的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為市民謀求更大的福祉。

香港違章建築如此普遍，究其原因，一是香港寸土尺金、二是刑罰未達到阻嚇作用、三是執行清拆及提出檢控的手續繁複且時間頗長。過往據新聞報道，涉及違章建築人，竟然也包括多名前高官或其親屬。

面對種種挑戰，過去一年，特區政府上上下下都不遺餘力地去尋求短、中、長期的解決方案。筆者認為，在這些努力的背景下，政府仍可考慮很多策略性舉措。

筆者認為，如何發揮出香港獨特優勢，去配合國家戰略發展，以及如何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重新定位和政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兩大關鍵，同時亦必須具備六大條件。

筆者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考慮將位於港島西端的青洲和周邊水域，研究納入可填海範圍。原因很簡單，香港目前面臨嚴重缺乏可在短中期內建屋的可發展土地。

百家爭鳴的情況足見有能力為政府施政提供寶貴的智力資源。不過，縱使本港民間智庫潛力無限，但生態圈仍未算理想。要完善智庫生態圈，就需要從資源投放、以及政府是否從善如流兩方面着手。

政府就如一台複雜無比的機器，有無數的零部件，縱使決策層的超級電腦有多精密，只要操作時鬆掉一根螺絲，整條生產線就可能出現嚴重問題。「愛國者治港」時代迎來新氣象，但能否讓市民真正感受到施政效率提升？

筆者認為，從交椅洲人工島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CBD3）定位考量，實在不應該把公私營房屋的比例硬性定為7:3。當年作出如此的決定，是基於一種政治考慮多於理性科學分析。

博匯智庫一直以來都認同中部水域人工島的區位優勢及其運輸基建對全港發展的重要性，只是對其成本效益和財務安排可行性存疑。

因應形勢，特區政府已開始意識到過去「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不合時宜，而逐步邁進「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更好結合方向。為此，筆者倡議參考國家發改委的機制去重組CPU和建立CePU。

筆者盤點平生際遇，多得益於本港經濟高速發展期；同時有感於近年年輕人上流機會減少，亦不只是個人努力與否，而是經濟發展放緩的大環境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所致。香港需要如何重拾經濟發展新動力？

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都會，滙豐亦是紮根於香港的國際銀行，滙豐龐大的國際網絡不單能協助香港實現商貿的自由流通，亦能在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當中發揮重要作用。

筆者相信，如果此安排能在香港成功實施，將有可能被複製到深圳、北京、上海、重慶等各大國內城市，甚或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等國際城市。屆時，國際商貿往來便可藉此安排得到大幅促進。

架構重組牽涉複雜的行政革新、龐大資源的投入、工作心態的調整，港府應該以前瞻的眼光去進行這次架構重組。筆者明白背後或許牽涉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考慮，但希望基本考量還是要回歸到理性分析。

過去新界發展，都有重西輕東的格局。現在看來，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所覆蓋的範圍和發展潛力，不比西部經濟走廊小。筆者建議的「蓮灣線」連接多個工業區和科學園，對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的形成起極大促進作用。

土地和房屋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載體，是人類賴以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質和心靈基礎。一個能提供足量土地的靈活策略性規劃框架，將有利於短期解民屋荒之困、中期發展經濟新引擎、長期利用適切人口與人才政策。

過去多個新發展規劃研究，都是各自為政，只處理個別範圍內原區重置受影響設施。成立新界優化發展局後，應視整個新界為一個大棋盤，獲取更多規劃和土地整合紅利。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規劃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關係到年輕一代甚或多代人的福祉。筆者希望「北部都會區」能成為「香港的浦東新區」，與中環商業核心區的「南部都會區」互相輝映。

無論公共房屋或「土地共享計劃」都會碰到棘手的收地和補償問題。筆者倡議一個創新的「私人資助房屋計劃」，由私人財團斥資購入私人土地興建「特種居屋」，幫助香港人上車。

屋宇署、規劃署、地政總署3個部門的審批工作緩慢，耽誤時間和增加不確定因素，一直為房地產界及專業界詬病。今次政府架構重組，應該是針對糾正從前發展過程中的短板和迎合未來發展計劃的需要。

港府推出「北部都會區」構想之際，博匯智庫剛好完成了一份倡議在新界東北沙頭角範圍內興建大型新市鎮，名為「新探戈之城」，定位是職住平衡的創科園區，容納40萬人口，提供8萬個就業機會。

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既要設置CBD，又要容納70萬人居住，未算到區內上班人口，其常住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7萬人，比全港最稠密的觀塘區更高，令人質疑各種參數是否在規劃上相容協調。

現代的漂浮構築物及造船技術相當成熟，郵輪一般結構穩固，壽命可長達70年，甚至100年。在籌劃「明日大嶼」願景的同時，興建「漂浮社區」，實行「大嶼」與「漂浮」同行。

香港的土地規劃以及整個建設發展流程之冗長及不確定，已嚴重影響到公營和私營發展項目的進度和成本，政府改組架構是必須進行的。

「明日大嶼」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審視其財務可行性的同時，也要對其內容和規模作適度調整。

期望由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宣布「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修訂構想和版本──「一國兩制2.0」。

筆者認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首先要「正名」，讓公眾準確掌握「計劃」的精髓，其實是「增量共享」，而非「土地共享」。

香港是中國內地的特殊窗口、也是國際博弈的戰場、世界文化的舞台。「堅持一國、用好兩制」對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都起相互促進的作用。

博匯智庫早於2017年提出「海上飛地」的構想，倡議在香港南部位於珠海行政區範圍內的伶仃島、擔桿島和萬山群島一帶水域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海上飛地」。

筆者支持在西九龍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和設立內地口岸區，但一地兩檢條例必須在堅實的法律基礎上審議、修訂和通過。

只要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地口岸區管理法》納入《基本法》，一地兩檢條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便有堅實的法律基礎，而且這方法快捷、簡單又妥當。

在西九實施一地兩檢是最合理安排的前提下，無可避免地有需要在西九設立內地口岸區，去讓內地人員執行職務。

改組後的中策組既開放、又集權；既可汲取民間智慧，又可增強政策的認受性和執行力。

不管招聘顧問、打探風聲、進行民調、政策研究，中策組的目的都是讓總督或特首接收來自非公務員體系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