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遊牧者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社會已經回歸平靜，但這是假象。社會的確少了暴動、縱火事件，但是那套不信任政府的意識形態仍然存在。

香港要走中間路線的政黨是無法走下去的。這是否和全世界一樣，如今不是左，就是右？所有走中間路線的黨派都無法生存呢？

滄海桑田。環顧全球，這是一個極端路線對立的年代，中間路線幾乎找不到生存的空間。

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冷戰勢頭不減的情況下，如果拜登當選，美國商界是否可能推動改善陷入困局的中美經濟關係，並防止出現更大的震盪，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國目前處於守勢的一方，當中方收斂鋒芒，無論是拜登還是特朗普入主白宮，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咄咄逼人、敵視中國的白宮，但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真的沒有任何分別嗎？

在美國全面「厭惡中國」的氛圍裏，無論何人入主白宮都無關緊要，但白宮主人的換臉依舊有機會給中美和世界的新格局帶來新的可能。

曾鈺成認為，現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泛民跟中央的關係，還是建制派跟泛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回歸以來最差的了，但這也是可以改變的。

曾鈺成認為，香港最好的情況，用中央的說法，就是「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這需要雙方重新建立共識，重新建立互信，始終要人心回歸。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97前和97後，香港的管治為何會南橘北枳呢？

施永青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貫徹中央的指令，有些地方知道不能寬鬆的，就不能寬鬆。

施永青認為香港局面初步是穩定的。大部分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的。他覺得，以前中央政府的責任是大過特區政府的。特區政府為什麼硬不起來，是因為中央不夠硬。

施永青認為，香港後期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我認為為了讓香港人走上一條歪路，反對派早有部署。

離11月3號美國大選投票日還有3個月。在半世紀的接觸之後中美關係大轉折，這僅僅是美國的總統選戰策略嗎？是，但更不是。讓我們首先簡短地回顧一下歷史。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博士接受筆者專訪時續指，中港緊密的關係不會損害香港的聲譽，相反有利香港的制度可持續運行。若然中央不出手，什麼事都不幹，香港的優勢只會愈來愈少，少到有一天可能完全沒有了。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博士接受筆者採訪，分析美國制裁香港對中港美三方的影響及《港區國安法》下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

全球互信不斷下沉，各個社會走向分裂。一隻又一隻的灰犀牛正虎視眈眈，隨時可能在2020年的下半年衝撞世界。這個世界已經大逆轉，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相信未來總會更加美好的時代已不復存在。

今年3月是新冠病毒，而未來又會是什麼「病毒」，無人可以預料，全球金融市場的火山大爆發只是時間問題；亞洲亦要面對香港、台海和南海不斷演變的衝突，武力衝突一旦爆發，將徹底摧毀「二戰」之後國際格局和世界。

2020年從一場意想不到的疫情災難開啟，已經走過了多一半，幾乎沒有什麼好消息令人振奮，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無法回望的過去！而展望餘下的歲月，也沒有任何令人可以期待的興奮。

香港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認為，要是西方社會不改變只重個體的哲學信念，一定要出大事。美國一直都在逼中國開放（資本市場），他認為千萬不要開放，反而中國將來有一天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救星。

北京沒有理由要砍掉自己已有的第三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現在金融中心靠的是內地的經濟，那些內地公司一定會選擇在香港上市。所以，陳啟宗並不擔心香港的金融地位，反而世界盛行的量化寬鬆政策早晚會出事。

當偏見與盲目代替了客觀與理性，所有的運動最終都會走到盡頭，墮入自己設計的陷阱，無路可逃。我們的失敗都是因為我們自己，我們將自己困守在自己營造的世界裏而無法自拔。

這世界帶着盲目與偏見，總喜歡指責他人的行為，卻美化自己同樣的行為；別人的過錯是罪惡，自己的過錯卻有千千萬萬條的理由。

全球化是一股強大和古老的力量，它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成吉思汗征戰全球的時代。但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力量，今天的全球化源於供應鏈的革命，而我們正進入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時代。

在這個「超全球化」的時代裏，全球跨境貨物，人員和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但鐘擺已經擺向了另一邊，從70年代開始的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已經終結。

在美國和全球「去中國化」的逆勢中，中國如何走出被孤立的困境，首先需要防止中美經濟脫鈎，而這需要在內外政策上做到李小龍所說的──打破「把自己束縛及扭曲在別人預想的模式之中」。

新冠病毒引起發達國家對全球供應鏈的擔心和憂慮，但過去40年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也不可能全面改寫。美國擔心製造業包括醫療產品設備上過度依賴中國，中國也同樣依賴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美國農產品。

民意調查顯示約66%受訪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是自2005年開始該調查以來的新高。若在中國進行類似民意調查，相信結果也會很相似，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也降到歷史新低點。中美民眾之間的心理脫鈎已經發生。

這場被稱之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大危機，正在悄悄地改寫世界政治版圖。面對這場衝擊波，中國將面臨過去40年從未有過的挑戰，這關係到中國是否可能延續過去40年的發展軌跡繼續前行。

從特朗普身上我們看到了全球出現的新現象，一個「準獨裁者」的身影在白宮搖盪，這或許也是全球化的另一個縮影。他任何時候都聲稱自己對疫情瞭如指掌，親自指揮，而所有的錯誤都是別人的，反而批評媒體的報道不真實。

為何中國在「武漢會戰」的凱旋聲中反而陷入事前沒有預料到的困境？為何美國會成為新冠病毒蔓延的最大受害者？全球各國錯過了抗疫的最佳機會，也可能錯失更好地延續以往半個世紀全球發展的黃金歲月。

一場史無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個角落衝撞，死亡籠罩着這個星球。但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其中多少人禍是可以避免的呢？

在疫情襲擊的恐懼中，我們更不可以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的行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並沒有走出險境。

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的恐懼，我們缺乏的遠非控制疫情的疫苗！我們缺乏常識；我們缺乏見識；我們缺乏透明度；我們缺乏同理心；我們缺乏擔當；我們缺乏反思……

所有的裂變在陷入困境的這一刻才成為可能。在恐懼與幻滅、對立與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次見證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後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詮釋嗎？！

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但雙方卻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

2019年結束之際，我們陷入了「失範」狀態，我們在迷亂中目睹社會的錯亂、失序；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價值、信仰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甚至瓦解，而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緣起於「恐懼」。

在這場衝突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成見和仇恨放下，用寬容之心去尋找解決之道。如果沒有寬容心，卻糾纏於每一個細節，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憤怒的原因，都能找到仇恨的理由。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作者認為反修例風波竟然令我們進入了「只有立場沒有真相」的時代，只有預設的立場，而不顧事實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