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言篇

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端賴國家意志，也決定於港人的生活態度。香港經濟上不會「玩完」，但要贏得世界重視，就要展示乃背靠而非只依附內地經濟，具固有優勢且助中國大陸發展與開放，重建使命感。

普羅市民心無異念，應一切按平常心，維持自由生活作業，亦不濫用自由；保持國安和守法意識，唯不有意或無意地營造「泛化」現象、寒蟬效應。政府當局及各級公職人員執行國安要求時，須不偏離民心，掌握好情理分際。

「遺址論」和「玩完論」來自完全不同背景，卻折射無論是內地或國際觀感上，對香港現况的質疑正在升溫。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香港須有憂患意識，慎思未來發展路徑。目前人力、土地和資金三大供給要素皆處瓶頸，急需穩住投資與人才，釋放動力，減少內耗，打破老套，增強內部解決問題之能量，不靠向國家伸手。

公眾沉默，使施政者做事心中無底、難掌分寸。實在的公眾參與有助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當然也需政府有清晰方向和決斷取捨的魄力。

中央期望香港發揮好經濟城市的作用，要求「愛國」及「融合」，奈何社會卻日益泛政治化，普選和國安立法爭議擴大，主宰政情起落，左右中央對港政策。

就如人們常說「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疫情也是一樣，受「在地」時空因素影響。各國民情政情有異，一些舉措因風土不同難以移植；危機如病毒般也會異變，所以危機治理不能墨守成規。

世界不再一樣，「香港」作為城市符號，除標榜過去傳奇外，欲掌握將來，需放下傲慢和心障，切實變革，回應本世紀巨變，不再原地踏步，或陶醉於追憶。再論「香港vs.新加坡」，因可作思考未來的切入點。

香港再起，不單靠國家支持，更須摒棄自我陶醉或自我矮化，肯再次想像也敢冒險，重塑品牌和魅力。

我不希望年輕人只因心感絕望而抗爭，或追求虛妄而迷失方向。為何不可以為希望而創造力量？一代人做一代事，世界最終是屬於新一代的，就讓他們踏着前人的經驗和走出來的路徑，再闖新天。

我的一代不少受到50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卻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 再受今次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風雨飄搖，尤須堅定向前。若有求變意志，未來一年可成為政治反思、重建、具特殊意義的過渡期，望各方珍惜。

若國安法執法不善，若深層次管治危機不去化解，以政治重建厲行革新、挽回廣大民心，則矛盾會愈多愈深。

修例一石激起千重浪，過去一年香港充滿暴力與仇恨，立場重於真相，理性步入黃昏，幽靈放了出來就回不到過去。信任失落下，官民形同陌路，共識政治瓦解，怎有民氣去尋求革新？

維持一國兩制相信仍是兩地主流共識，但應承認，維持其背後1980年代的假設不變，已不再現實。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慮，若只對香港操控加碼，把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必適得其反，墮入人家的政治圈套。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究竟香港九七回歸以來，出了什麼大問題？這裏暫不談經濟民生，並非不重要，乃因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諸三方面。

目前急務是降溫停亂，讓社會有空間去收拾殘局、重建未來，否則香港會萎縮下去。

革命也只是由一個新秩序取代舊秩序，並非革命浪漫者所空想的天堂。

管治權威失落、政制失效，只會令施政更為短視及舉步維艱，不利於建立香港急需的有為政治。此刻檢討管治危機和思考前路，宜正視時代之變並重返初心。

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硏判當前局勢及深層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探索其所以然。

理順民情、在「兩制」之間促進和諧互信、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特區政府的重大責任。為此，不存在面子或威嚴的問題。嬴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就是彰顯公權力的最大依靠，謙卑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