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經濟學做眼睛

很多人都會以東江水的供應為例，說明港人沒有內地便難以過活。這例子其實不對，對獨立後的香港而言，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之一便是斷了東江水。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爺預測今年經濟增長率只得1%至2%。這是否過於悲觀，還是香港經濟真的已踏入停滯或甚至負增長的階段？我沒有水晶球，但相信未來十年八載香港經濟有點不妙，可能出現如日本般的長期停滯。

彭定康的文章，奇在對的部分對得要命，錯的部分則錯得離譜。

索羅斯過去多次看錯市，他對中國經濟的認識也十分膚淺，今次若是盲動沽空，他虧本機會很大。

年初二凌晨在旺角街頭的暴動，人類的禽獸性赫然清楚顯現眼前，的確使曾灌注過心血建設和平理性香港的人痛心。

香港政府有彈藥也有工具，炒家沒有足夠彈藥但有工具，炒家佔不了優勢，惟有靠唱衰言論去爭取贏面，港府便應以實力與行動去強化市場信心，此點對股市也十分重要。

中國官方說人民幣並無持續貶值的基礎，這倒不是自我壯膽的胡說。中國自1994年以來，每年外貿一直都有順差，2014年順差創出3,831億美元新高；2015年升勢不止，頭11個月順差已達5,387億美元……

我實在不認為今天支持「全民退保」的論據有多少新意。但佛利民說過，陳舊的謬誤永不死亡，也許我們每隔一二十年便又要梳理一下各種理論，並對錯誤的部分系統性地批判。這裏只討論一些近日常常聽到的觀點。

我實在不認為今天支持「全民退保」的論據有多少新意。但佛利民說過，陳舊的謬誤永不死亡，也許我們每隔一二十年便又要梳理一下各種理論，並對錯誤的部分系統性地批判。這裏只討論一些近日常常聽到的觀點。

扶貧委員會的文件中我最不同意的部分，是假設了未來50年，長者都願意接受每月3,230元的福利金額，不會增加。這是不太可能的事。

人民健康本身便是財富，清除霧霾要付出成本，但同時也是創富的過程。

香港有些評論人可能天生樂觀，又或心存僥幸，以為扶貧委員會今次的文件也只是「一味靠嚇」。其實未來幾十年的人口結構預測，雖不中亦不遠矣，我們沒有條件忽視將來出現人口結構呈倒轉金字塔的問題……

中央銀行什麼時候應該加息？究竟應以何種法則（rule）作為根據？還是靠酌情判斷？所謂法則，最經典的例子是佛利民於1968年提出俗稱的「4%法則」……

既然成本在844.2億元封了頂後，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所有的超支，為什麼還要與港鐵對簿公堂，追究責任？

既然成本在844.2億元封了頂後，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所有的超支，為什麼還要與港鐵對簿公堂，追究責任？

香港18區中，以灣仔及中西區的跨代彈性最高，大埔則最低。若把天水圍獨立地當成一區，其跨代彈性甚至可能是負數，顯示在這一獨特的地區，子女的收入與父母的收入竟然關係相反。

上一屆的扶貧委員會在經過一年左右的討論後，建議政府推行一項「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明年5月起開始接受合資格市民申請，這在香港的福利制度史上，也算是頗重要的發展。

假若強積金一早便能因市場有足夠競爭而費用減低，港人可得到多少利益？我相信基金收費起碼應有一個百分點向下調整的空間。

假若強積金一早便能因市場有足夠競爭而費用減低，港人可得到多少利益？我相信基金收費起碼應有一個百分點向下調整的空間。

社會人士難免會問，他們為什麼付錢讓這些學者去搞研究？如何判斷學者的研究是否值得支持？這需要一個有效的評鑑機制。

若中央政府真的希望年輕人口將來能回升，多投資教育、打造多些一流學府將會是對症下藥的途徑。現在每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已達700萬人，比得上歐洲與美國的總和，但光是數量不夠，提高眾多院校的教育質量才有用。

若中央政府真的希望年輕人口將來能回升，多投資教育、打造多些一流學府將會是對症下藥的途徑。現在每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已達700萬人，比得上歐洲與美國的總和，但光是數量不夠，提高眾多院校的教育質量才有用。

香港若無法擺脫發展土地不足之困，再過一二十年，香港便會被繼續大都會化的深圳遠遠超越，到時深圳若有2,000萬人口，香港卻只有700多萬，連人均 GDP 也不一定比得上深圳，香港會否變得只是深圳的附庸？

香港若無法擺脫發展土地不足之困，再過一二十年，香港便會被繼續大都會化的深圳遠遠超越，到時深圳若有2,000萬人口，香港卻只有700多萬，連人均 GDP 也不一定比得上深圳，香港會否變得只是深圳的附庸？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

陳當了院長多年，不可能有時間去作正規的高質量研究，上述數字，並無顯示他的專業能力不足，但卻證明到，他過去走的路，並未有給他機會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或地位。

香港位處「一帶一路」中海路的起點，但少人提到空路。「一帶一路」是新的因素，「三跑」的效益會因而再增加。

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零售業出現不景氣，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也許不算太大，但它是低增值行業，養活的員工可有不少，若讓此勢發展下去，香港低失業率會有所不保，這絕對不是香港之福。

有研究發現，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流動愈不容易。政府可以做什麼？

有研究發現，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流動愈不容易。政府可以做什麼？

貪污是一種市場受到政府權力干擾扭曲後，順利運作所需的潤滑劑，缺此，經濟活動可能變得呆滯，各官員變成不敢做事或不肯做事。

貪污是一種市場受到政府權力干擾扭曲後，順利運作所需的潤滑劑，缺此，經濟活動可能變得呆滯，各官員變成不敢做事或不肯做事。

仇恨是一種原始情緒，標誌着攻擊的情意結，對象是威脅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

「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指引，政府又憑什麼知道自己決策英明？

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究竟學生（或甚至社會人士）對大學擁有多少產權或怎麼樣的產權？為什麼大學管治主要靠「教授治校」？為什麼不說「學生治校」？

假如有人告訴你，走過一個街口後會有100元丟在地上並寫上告示：「歡迎拿走」，你會不會立時跑到那裏取走此鈔票？若按「效率市場假說」的思維，你不會浪費氣力跑到那裏去……

觀乎「暴力救市」或「剖腹產」的招數，中國的財金官員也許由於經驗不足，不夠沉穩，不但未起到治亂的作用，還可能引起後遺症……

觀乎阿根廷早年的經濟危機，阿國政府曾限制存戶每月最多提取1000披索，又曾宣布無法保證可償還外債，便發覺與希臘目前處境十分相似。

為何希臘會陷入如此困境？我們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之。加入歐元區這個貨幣聯盟，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也放棄了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情況與美元化（dollarization，即放棄自己貨幣改用美元）十分相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元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希臘加入歐羅區，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放棄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羅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IMF、歐羅區、ECB、希臘，以至齊普拉斯，他們在這次危機中，各自要面對怎樣的問題與抉擇？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撐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

雷鼎鳴教授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如買票事件、政改表決、足球海報事件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5月12日，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最新的局面，已使中國擺脫了在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直至2013年近六年的死氣沉沉。見慣了中國股市急升急降的人難免充滿疑慮，現在的股市是否是泡沫？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我卻另有看法……

為什麼在涉及港人如此巨大利益的問題上，原地踏步毫無寸進，甚至社會加劇撕裂，竟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這涉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極複雜的博弈，我們必須仔細分析之，才能從過去得到啟示，以判斷將來香港政經的前景。

我中學時有位神父在黑板上奮書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如何不能用以將手段合理化），這是與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推崇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針鋒相對的，可見他們自有一種底線。港人對原則性與靈活性如何拿捏，大有可向耶穌會學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