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年在粵劇方面比廣州原本保留更多例戲,更有破例立新的膽色,採用小提琴作頭架是薛覺先的實驗。這份mix and match的膽識和創意,是地道香港人素常出現的改革意志。
陳冠中在公開講座再提「一種華文,各自表述」的觀念,在去年10月29日香港浸會大學的「地域與文學」中的六方對話他也曾提出。唯這近年不斷論述的觀點,如何反映他在本土文化建構成形中的文學觀照?
V城的百年演變下的董姓家庭如何塑造一個宅在高樓的文字工場想像和創作的人,側映香港這小城不得不由書延伸,展開繁史的可能,而扭曲不但指軀體,還包括歷史──屬於香港的百年扭曲,歷史扭曲,成長扭曲,性別扭曲。董在《地圖集》說虛構是城市的本質,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似乎為這種通過巧飾的想像和創造,對抗過份唯物寫實的自然觀和創作觀,抵禦人性的扭曲和物化的思想提供了暗示。
完場時編劇兼導演陳敢權表示:編劇家操控角色的命運,卻操控不到自己的命運;他為劇本中的人物表達深情,卻在現實中無法對所愛的人表達深情;劇場上的創作揮灑自如,卻無能力處理生活。
虞美人 如果當天,你還是一個小孩 把蓮花飄送在河上許願只是 挑撥幾下的心弦 我艷紅的夢會不會像留在汴河上的小舟 早已回到沉落的京城 雕鑿的亭台樓閣,閃劃過的華蓮 委曲把回憶唱給城市的新人類聽 歷史不斷重演 誰知今天奪得江山的 子孫終也敗在 太喜愛春花秋月的風騷 世代轉移 拆掉區隔的高牆 開敞沿街叫賣的商戶 讓住在後頭的貴族小姐 盡情消費 馬行街前的 坐在小轎內的姑娘...
我個人堅持叫他始初傳入香港時的譯名——叮噹。事實上,當時除了大雄的名字一直維持外,胖虎(曾譯成技安)本來叫肥仔,小夫(曾譯阿福)本來叫牙擦仔,名字地道且入屋入型入格,使小孩讀者沒有文化隔閡,造就他引入香港不久旋即有電視台買來播放。
高行健的長詩曾引來一位在台灣教書的大學老師劉正偉的不滿。他認為高行健詩集中這首「主打詩」大多是詞組、片語或成語的堆疊、拼貼,若不召開記者會做新書發表會,又或者姑隱作者其名,初讀者可能會以為是中學生初習的拼貼作品,了無新意。把他詩句分行去掉,就像一段平凡庸俗的散文。
在骷髏野地哭喪的臉孔,呼叫,加上蒼蠅亂飛的聲音,破落的殘破磚瓦,構成象徵死亡的畫面,催促復興文明的迫切。另一較容易引起關注的,是最後晚餐的再造畫面:耶穌已不再是最後晚餐的主角,耶穌門徒荒誕地變成賭徒,彈指之間,灰飛煙滅。寓意宗教也不能拯救人類的困境。
語言表達有所謂三成來自文字或聲音符號,七成來自態勢語。語言又分外在語言及內在語言,演員沉默時,不代表沒有劇本存在,其行動是一種內在語言。而大部分時候,人類的內在語言卻往往是真實及最具涵量的。於是我想:這場舞劇,展示了劇場的詩性想像的可能。
1944年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收入她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翌年馬上親自改編成劇本,在上海蘭心劇院公演40多場,盛況一時無兩,突顯文學與劇場的互動光輝。香港文學與劇場這對孿生兄弟何時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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