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評論

有記者回顧前夜上海外灘的11時多，在和平飯店樓下附近的觀景台上，上行和下行的人群擁擠成一團，讓前進後退都變得極其困難，空氣中湧動着不祥的氣氛，11點34分，樓梯最低處突然有人被擠倒，但求救聲都被淹沒在人流的嘈雜聲裏，下面更多人被下行的人浪給壓倒，情況失控，一發不可收拾。當時，一邊是倒數迎接新年的狂歡，一邊卻是尖叫聲中尋求救助的慌亂。

澳門「再造」之議，極可能由習近平今次到訪澳門，得以高端承諾，甚至以「送大禮」的方式端出。再造一個澳門之議，早前由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提出。他當時的說法是「到內地再打造一個澳門」，以作為澳門繁榮穩定的保障；今天，在香港變局之下，澳門對香港的影響再度被納入政策思維...

應付政治運動宜先軟後硬，未到非不得已的最後關頭不動武。但警隊卻來個先硬後軟，給人進退失據的感覺。每名警員都需要建立防禦性的心態，在處理政治事件中配備公關的警覺，牢記每一名警察的個別行動，都會影響整體的形象，任何動作都有機會被記錄、攝錄、瘋傳。

我們這個社會從幼稚園就開始教育說待人接物，以禮相待，為什麼我們面對政治這樣的國家大事，卻用相反標準？很多人才，都有報效社會之心，但是只要想到必須進立法院，就心涼了。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一流人才，還願意獻身台灣嗎？

有時，「哄」或美其名曰的包容，與縱容亦只是一步之遙。而從年輕人的角度看：他們難道會輕易受「哄」嗎？這是全社會，包括北京也應該搞清楚的，否則，所謂的後佔中青年政策只會淪為新瓶舊酒。特區政府新成立的這個專責小組在協助年輕人的同時，如何避免以「哄」為出發點，這其中的政治技巧一點不能少。

年輕人選擇了偏離傳統、拒絕妥協的抗爭，與傳統民主派的抗爭方式大相逕庭。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一代，摒棄了傳統民主派的民主回歸大中華情懷，以濃烈的本土意識一併主張民主與獨立，吶喊「香港民主獨立」。當有如港大學生民調所顯示高達四成的年輕學生贊同這種主張的時候，對於整個社會，這將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訊號。

香港潛在的動力，是大亂之後必有大治。香港因政改而出現的意見分歧甚至社會撕裂，本來是負面效應，但其未來將產生最大的正面效果，那就是過去所謂的「深層次矛盾」，現在充分亮相，長期以來掩蓋在繁榮下面的虛怯，現在徹底袒露。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加劇，失業率高，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薪資停滯，生活艱難，台灣不少年輕人對執政黨、對所謂權貴極其不滿，求變心切。網上甚至出現「用選票教訓馬英九」的口號。在此背景下，有資深媒體人分析，與對手柯文哲的平民背景相比，台北連戰之子、連勝文身份更不利。而國民黨在選舉最後兩個星期，選戰策略更像病急亂投醫，又找來商人郭台銘叫罵民進黨，此招本就上屆馬英九大選時用過，這一次效果更是大打折扣。

如何破解軍中貪腐，一直是世界各國當局面對的難題。放眼海外，各國軍隊遠非「弊絕風清」、一塵不染的樂土，軍中弊案時有所聞。在北京 APEC 會議上，軍隊反貪腐、發展中國家的「國防貪腐」、各國反腐合作網絡等，是熱點話題之一。

若不惜以違法方式爭取公義，那麼，什麼是公義必須清晰，不能有任何灰色地帶。違法的不合作運動鼻祖是印度聖雄甘地，他為結束英國統治印度所發起的不合作運動，目標清晰而且黑白分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那是英國人必須離開，沒有任何中間落墨的其他選擇或討論空間，而且這目標必須是全民的共識，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訴求。

佔中揭示出香港及內地缺乏相互了解，遑論能有互信；佔中最終如何收場，則端賴中央對香港局勢實事求是的判斷，以及港人腳踏實地去認識北京。畢竟，「一國兩制」是需要雙方努力的。

佔中的群眾和平而暴力，聰明而愚昧，理想而衝動。網絡媒體促成數以萬計不同背景的群眾自發上街，雖然目標一致，但每名人士的參與程度、行為模式和對組織的服從性，都是高度「自我設定」。這是網絡促成、街頭聚集、高度個人化的群體運動；而運動本身亦把群眾蛻變成善良超人與科學怪人的混合體。

董建華在講話中，除了表明人大常委會決定退無可退，中央堅決支持現任特首梁振英之外，還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對大家希望有個公平、更加公義的香港的訴求是認同的、支持的。這個「我們」，應該包括北京。

佔中負面效應早已顯現，近半個月來，一些原定在香港推行的宣傳活動，包括上海官員訪港行程、上交所在港的採訪活動等，一個個臨時推延，乃至不予考慮了。10月25日，原定舉行的上交所的滬港通開通彩排儀式被取消。26日，港交所發布公告，確認滬港通延期。27日，是多個機構預測的滬港通開通日子，終難以如期開通。

多年來，《炎黃春秋》始終獲得一大批在政壇享有聲望的退休官員力挺。在中國大陸，所有雜誌媒體都必須掛靠與政府有關的機構主管，《炎黃春秋》也一樣，由主管部門負責審核出版物內容。《炎黃春秋》的主管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民間社團，《炎黃春秋》必須更換政府部門主管。當下，《炎黃春秋》命運如何，正引世人關注。

北京召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這次中共中全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三個「第一次」。 這三個「第一次」，包括中共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以「依法治國」為討論主題及作出相關的決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四中全會第一次開得這麼晚，其他幾次，多在9月，一次更提早到6月，從未延後；中共中央全會，第一次因貪腐問題，處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有一次處理政治局常委，但那是因廣場事件而作的政治處理。另外，這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在召開之際，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正持續着一場因政改而來的危機。

在香港，倡導佔領中環的「佔中三子」、呼籲罷課罷教罷工罷市的學聯和學民思潮，聯手推動的違法「佔領」運動，持續了22天後，高等法院頒發禁制令，雖是「遲來的正義」，但有助社會回歸法律精神。

在中國當前國情下，左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要警惕的是，左和民粹結合起來，能夠呼風喚雨。這兩年，一些左派網站的輿論和諸多地方的低收入群體宣揚「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風頭很勁嗎？有些左翼人士曾經給我看過全國50幾個地區的民眾舉着文革口號的橫幅開會和遊行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