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評論

道儒兩家有異同，但並不一定是矛盾。能在儒家的學校完成道教課程，真的可以説是道儒兩家緣份的結合。

改校徽事件明顯是不按程序，也不尊重大學的諮詢架構和持份者。從我的痛苦經歷，大學高層不能「約之以禮」和不依大學政策辦事也見怪不怪，只能說管治的問題比我想像的更嚴重。

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基本法》23條和《約翰內斯堡原則》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至於「政府不只一次講過唔會以言入罪」的說法，何人、何時、前文如何、後理如何、説法如何？洗耳恭聽。

「安心出行」本應是一個很有用的應用程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用家知道他去過的地方之前有沒人有確診。政策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在於鼓勵。

《施政報告》一個亮點在解決居住問題方案。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年輕人居住匱乏，他們如何支持這個社會？

香港與大灣區內各城市息息相關、協同互補，如能主動協作，雙贏互動，銜接國內的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大灣區發展勢頭，香港必將走上更高的台階。因此，與內地融合，對香港的益處，顯而易見。

拜登宣布當選美國總統後，在中國不再是選舉議題和沒有選舉壓力的情況下，他應該會對多年來遏制中國的政策作出檢討，認真評估其成敗利害得失。

應用創新思維，把新媒體、動漫、遊戲、電競、短視頻與傳統文化藝術相結合，創造創新理念及文化藝術融為一體的新產業新產品，這是香港發展的方向。

面對今天的處境，我們必須急起直追補回過去20年落後的土地供應與策略發展的空白，再加上一個合理的「土地儲備」作為未來30年發展不可預見之需求的緩衝之用。

在位處北方的新界西北和新界北尋找有潛力的區域，進行新發展區式的高密度、集約而宜居式的發展，是最能滿足上一篇文章所述的三個條件，可行而合理的發展方向。

香港人「住得貴、住得細、住得擠」病垢人人皆知。但政府似乎抓不到焦點。香港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向天要地，從海要地，以高密度、規劃密集、管理密集的方式去發展！

我們必須看到，當國家愈來愈富裕和開放，香港旅遊業的吸引力將面臨挑戰。要迎接挑戰，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讓香港經濟實現轉型，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世界一流的「科研城」。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是處理近來在香港發生的事。除暴力以外，示威者的口號已從「五大訴求」轉成「香港獨立」。

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不是一國兩制的終結，不是人權自由和高度自治的克減，不是香港內地化，而是一國兩制的新希望，是香港年輕人未來之所繫，是香港新生的契機！

事實一再證明，每一次香港不僅都沒死，從未實行「一國一制」，從沒內地化，相反都是一國兩制的鞏固、深化和細化。

日本的軍火商，既向清軍、北洋軍出售武器，又借款南京臨時政府，收息再賣出軍用品，左右逢源，大發戰爭財，請問考評局出卷的相關人員是否同意是弊多於利呢？

內務委員會開了這麼多次會都沒有結果反映了兩件事。第一、沒有一個接近共識的結果。第二、是有拉布而不能「剪布」。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要做好怎樣把工作的重點，具體地予以精準定位。方向、道路選擇正確了，就會少走冤枉路，做起事來也就可以事半功倍。

對於宏觀歷史，尤其是「中國跟日本，1900-45」這樣寬廣而又繁雜的大歷史，是不可能以非黑即白思維進行判斷的。

大家都清楚知道，造成年輕人誤入歧途的主要問題和原因，是出在香港的教育，或更貼切地說，是香港的一些老師，以及他們的錯誤政治立場和思維方式。

在疫情危機中，我們看到人民行動黨（PAP）在網絡用各種手段影響輿論：攻擊持有異議的人，妖魔化那些批評者，嘲笑其他政府，並試圖製造群體性的趨同思維。然而，這些手段並不能令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危機。

作者從外部觀察新加坡，看一貫「表現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戰役中掙扎，尤其是對眾多低收入勞工居住（現已封閉隔離）的宿舍疫情防控的失敗。新加坡政府應該為日益嚴峻的疫情承擔什麼責任？

東亞目前正面臨新一輪病毒爆發的危機，過去這段時間的疫情有效控制是否會是抗擊新冠病毒的最後一個「東亞奇跡」？

所有病毒傳播，源出自外地帶進來，「封關與檢疫」不足，才是根源。罪不在「酒」，更不在「吧」。「酒吧」擁有「食肆牌」而以賣酒為主，所謂「關閉處所」令連汽水和餐都不能賣，這公平嗎？

虛假新聞只會導致我們誤讀世界，造就錯誤的判斷，催生錯誤的意識及行為。以訛傳訛的結果是損害集體健康，破壞資訊生態，拉低民智。

發現了擁有豐富經驗和智慧的行政會議成員主要是聴「政府解釋政策」而不是「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所以政府成為了「沒有經歷的新丁」來處理「社會新難題」，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令人擔心」！

與其批評和謾罵，我嘗試探索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年輕人對中國的憎恨，並從這些年輕人的成長經歷去思考這個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兩位教授撰文指出，應對新冠病毒爆發做出任何決策時，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多重危機造成的風險，公共衛生只是整個複雜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必須要全方位地思考應對策略。

由於湖北（包括武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市民應「盡早」離開，把風險降到最低，但事實上安排並非如此。本文試圖從物流的角度和一個政府的其他考慮來猜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於我眼中，中共雖不完美，但功大於過，尚可接受。要實現興邦，還是利港，「榦」與「枝」都得通力合作，戮力同心，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共產黨受軟不受硬的脾性，這是中國政權一直以來的特色。加之史上的共產政權素以強悍見稱，而中共師承蘇共，盡得其倔強的真傳；配合上華夏朝代的根性，自然更是堅如磐石，不接受任何威逼。霸王硬上弓，從來行不通。

馬來西亞的政爭反映了馬哈蒂爾的私心與權慾，違背交棒的承諾再次失信於民，也再次驗證了「成在老馬，敗也老馬」。馬哈蒂爾在馬國民主史上必然被寫入如此污點，同時也是馬國民主憲政的「破壞者」。

交稅於文明社會乃天經地義。人存於世，就要謀求貢獻；作為社會公民，更要反躬自問為社會做了些什麼。

香港政府「選擇了」區而不是國。令在日本的香港人成為二等人。與其他國家國民比較，日本不放香港人在隊尾才怪。否則就會有外交風波。

網民留言既毋須實名示人，除去暴露身份的後果，亦免卻人前侃侃而談的壓力。這種便利，造就了很多信口雌黃和不負責任的言論，社交媒體亦因而成為了多人的發洩渠道。

雖在位者通曉文學，但其勁道得當，收放自如，乃至中庸。故治國者必為文人，文人卻非皆會治術。

有關全面封關，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林鄭和一些團體的隔空討論是沒有意義。雙方的共識當然是「是對方錯，我是對的」。其實封關有不同的程度和理念。

從武漢撤出滯留港人，會讓北京在面子上難看；所以，現在駐守武漢辦的官員（可以犧牲的公務員），只能留下與孤城共存亡，以一己之盡忠，搭救鄭月娥亂港集團早已不復存在的民望，讓人既無奈，又悲憤。

拒聽勸戒而無處分，猶如沒有刑罰的法律，形同虛設。這樣的措施只是個笑話，無法收效。人類從不會自覺，難以自理，更不可能從善如流。

現在香港面對空前危機，遲遲不願封關，跟當初死不願意撤回修例一樣，一是鄭月娥團隊懼怕得罪內地。二是鄭月娥在修訂《逃犯修例》一役，深感受挫，視反對她的大多數市民為敵人，為了一啖氣，棄萬民於不顧。

特區高官如堅持不用封關，何不立下軍令狀：疫情一天不去，絕不離港外逃，包括你們的家眷在內，誓與香港醫護共存亡！能否？

要避免醫護罷工，同心抗疫，只能柔性處理，方能提振士氣，團結人心。透過緊急法，只能説明這個政府已經是窮途末路、江郎才盡！在當前低迷的社會氣氛下，徒增恐慌情緒而已！

港府應該馬上作最大限度封關，有症狀者更必須一律拒於門外！

君王之道，從非聽從民意，更非漠視甚至抗逆民意，而是疏導民意。

現時，香港必須大幅增加煙草税和禁止另類煙草產品，使吸煙率盡快下降，與2030無煙香港的目標接軌。

逃犯修例草案的出現，是香港既得利益的建制菁英沒有守住養育他們的既有制度，是香港既有體制被侵蝕後種種憂患的必然浮現，是20年來墮落的總清算，簡單而說：是一種政治失敗。

長期以來，法治被視為香港成功的磐石。但是法治的維持，除了有賴每個市民自覺守法外，更重要是權貴的守法，以及執法者本身的守法。

一旦香港的法治精神被破壞，市民不再相信司法制度，讓政治立場凌駕法治，又或讓暴力凌駕法治，文明將會倒退，暴亂更難止息。

本人一向相信，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制完善，絕大部分社會問題，現行法律都可以處理。希望大家可以放低暴力，以我們香港一貫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