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理論

埃爾諾的小說試圖對文學世界的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糾正改錯和撥亂反正，這也許就是她獲瑞典學院垂青的原因。

在今日香港，出書不容易，出一本香港作者寫的分析中國文化的英文書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不得不佩服香港商務印書館的膽識，以及對說好中國故事的承擔。

墮胎權是大男人的最痛，因為男人朝思暮想的，就是對女人的身體予取予求。他們最害怕的，是女人做回自己身體的主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所有女人都是有罪的，除非她們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

女人是在道德上與智力上皆不如男人的次等人，不只是電影編劇的「想當然」，擁有第一流腦袋的男人也往往心同此理。醫學上對女性的偏見同樣根深柢固，這哪是科學，是性別歧視。

特首選舉本應是關乎全民利益的政界頭等大事，如今卻變成不似預期的反高潮事件。真正的新聞性不在於李家超的選舉工程，而是「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

現屆香港政府，尤其是它的領導人林鄭月娥，有時令人咬牙切齒，不是因為他們經常犯錯，甚至犯下大錯，而是因為他們犯錯之後似乎毫無悔意。他們最缺乏的不是工作能力，而是一顆愧疚之心。

如果今日的香港已成深圳的窮親戚，那該如何形容它與新加坡的關係？香港淪落至此，那套「新加坡能，為何香港不能」的雙城記式論述還有意義嗎？

要控制傳染病擴散，唯一方法是在疫情爆發之前或之初採取果斷措施，而這恰恰是公務員的觀念模式與思維傾向的相反。事實證明，公務員的腦袋無法充分掌握「幾何級數的增長」這個概念。

做好我們力有所及的事情，是「人生的首要工作」。這句話現在（生活在疫情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智慧，只是知易行難。

殖民統治是一種有毒的統治。香港人必須下決心正視和處理長期被殖民遺留的問題，否則被殖民的後遺症會陰魂不散地對這個城市纏擾不休。香港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自我管治能力都被奪去。

這個年代的政府普遍失效，因為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釋放的微權力，令政府難以像從前那樣將自己的意志加諸人民身上。各地政府以大力度推行抗疫措施，往往遭到同等或更大能度的反抗。

林鄭搞砸了《逃犯修訂條例》，但搞砸的非預期後果卻是為香港帶來（至少表面上的）大治。這不是林鄭的功勞，而是她的「政治運氣」。好運的人切記不要得寸進尺，妄想好運會駐足停留。

愛國愛港是擔任特首的必要條件，但並不足夠。不管誰人當特首，他／她有一項「軟技能」必須無與倫比、卓爾不凡，那就是建立信任的能力。

最壞的情況就是，香港已經由一個大致上優勝劣敗的英才主義社會，變成一個凡事皆講關係、沒有對錯和好壞、只有親疏和敵我的「自己人社會」。

習慣一旦養成，就會近乎條件反射地自然展開、實踐和完成。腦袋不會因為習慣對我們不利而發出停止執行的指令，它根本不會花精神分辨習慣的好壞。

創作人須遵守文法，卻不用拘泥於文法。叫它做詩的破格（poetic license）也好，藝術的變通也罷，這就是創作給予的自由。

港人對政府不信任以及彼此缺乏互信，已經走上「光滑的斜坡」，變得愈來愈難以駕馭及扭轉，並大有可能導致更糟糕、更嚴重的後果。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投票率，可以斷言必創新低。

目下美國面對的是一場空前的價值危機。它真正需要的不是反壟斷法、金融改革、稅務改革或政治改革，而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對今日一切價值的深切反省和重新評估。

科網公司改名叫Meta，充滿自嘲和反諷意味。然而當朱克伯格和科網公司巨頭談到元宇宙，他們可不是在自嘲。對這些塑造我們未來的大腕而言，小說的反烏托邦就是他們的理想國。

跟《上流寄生族》一樣，《魷魚遊戲》將社會底層的生存處境「遊戲化」，這樣題材的作品在今天的大陸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廟。大陸的「好戲不出門」，只有自己人欣賞，不是沒有原因的。

要克服學習的恐懼，就要給學生學習的自主權。是故，學習人士需要的不是寫作指南，而是關於寫作的「自助書」。

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毋須太認真看待。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常識：不管是諾貝爾還是布克獎，文學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

在互聯網上唾手可得的免費內容其實絕非免費，只是我們繳付的貨幣不再是金錢這身外之物，而是屬於自己的、更珍貴和更難以補充的注意力。

過度自信無疑是一種有助我們適應，甚至駕馭現代社會的特質，但今天美國從阿富汗的「撤退大災難」卻提醒我們，那源於過度自信的「以為一切皆在我們掌握之中的幻覺」同樣可令我們垮下來。

張家朗的父母讓兒子讀畢初中就輟學，又沒有反對他投身較小眾的劍擊運動，而非他們自己熟悉和熱愛的籃球。這看似簡單，其實很不簡單。

200年前，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說：「誰有本事令你相信無稽之談，誰就有本事令你大開殺戒」，這句話完全適用於今日謠言滿天飛的香港。 

港人既有如此可貴的言論自由，便有責任對權力講真話，而不是做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啦啦隊隊長。今日中國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是基於知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向執政者提出的異議。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已成一個由巨大財富統治和控制的社會，說它是金權政治（plutocracy）或財閥政治（plutarchy）多於是民主政治，並不為過。

公務員的改革千頭萬緒，但大原則是必須朝賞罰分明（performance-based）的方向邁進，逐漸成為一個「任人唯才、有能者居之」的菁英管治系統（meritocracy）。這是改造香港的大工程。

有志寫評論的人必須有一基本認知：評論是表演藝術，寫評論的人是表演藝術家。馬爾科姆深懂評論的表演藝術本質，但她有一股無法遏止的衝動，要發掘被掩蓋的真相。

資本主義社會歌頌工作的價值，但荒謬絕倫的是，在這個社會，最重要、最生死攸關和最需要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卻從未得到我們賦予工作的重視和報酬。

傳媒出來、想我們相信的一套現實，不一定是循證、以事實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現實。說到底，傳媒建構的現實，只是現實的一個版本（a version of reality）而已。

香港有逾150年的被殖民歷史，又是外國勢力滲透的目標，有非常獨特、豐富的底蘊（understory），但民主派有用心探究嗎？

香港在回歸前曾被殖民統治155年，要他們「忽然愛國」是強人所難。我們懂得跟自己說故事嗎？我們給自己說的故事能打動人心嗎？

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愈來愈多有識之士決定不沾香港政治這淌渾水。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成為香港目前最大的管治危機。

重大的危機或外來威脅會提升社會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但看來特區政府非但無法兌現「疫症紅利」，反而削弱了自己的「績效合法性」。

隨着科技的發展，互聯網、智能電話和社交網站進駐人們的生活並帶來便利，但同時，它們也為謠言和假新聞的傳播提供了沃土。然而要增強對現實和真相的辨識能力，成熟的知情社會是必不可少的。

長久以來，在沒完沒了的意識形態紛爭，以及政黨、財團、利益團體與媒體無孔不入的操縱下，很多美國人早已喪失分辨謊言與真相的判斷力。

一場世紀疫症令欺世盜名的特朗普無所遁形，他的無知與無能「當場被抓住」。在這樣的情況下，特朗普連任無望本應順理成章。

擁有權力與地位的人對自己往往極度自信，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但特朗普那種睥睨一切的「無知者無懼」仍然令人瞠目結舌。

熱愛工作，幾乎等於熱愛生命。倘若工作沒有意義，生命也不可能有多大意義。

若以百萬計的港人繼續視北京如陌路、與港府為敵和對警察懷恨，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怎能走出內耗、自毀和被邊緣化的死胡同？

與人交往要做到親疏遠近得宜，已成現代人必須學懂的生活技能。心理學家稱之為與「國界線」相對的「私界線」。

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但在今日世界，更準確的說法是謠言止於知者。自由、開放和文明的社會必須在充分掌握與尊重事實的基礎上運作。因此，侵蝕民眾區分事實與謠言的能力，就是損害社會的自由、開放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