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公報》和張季鸞反思媒體生態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
我有兩段在該院任教的因緣,又長期擔任校外委員。這樣一算,彼此「糾結」了前後20年,從它13歲開始,到它33歲為止。我的學術生涯既與它共同成長,我也大致見證了它的承先與啟後。
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布,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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