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今次香港的零售業之所以會急轉直下,並非全是經濟因素使然,而是受到政治運動下的強行扭曲。香港人不是不想消費,並不是無力消費,而是被政治運動攬炒到無法消費。
現時,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藍的應該比偏黃的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若果要全面杯葛藍商,只會令自己行不得也哥哥。「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北京指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想干預中國的內政,就是因為這條法例可能導致特區官員不能一心一意效忠特區政府,還得時刻留意着,自己可不要做了一些令華盛頓不快的事情。
政府似乎還不明白,要想私人市場的樓價回落至普通香港人買得起的水平,是沒有可能的了。因為,香港已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的樓價就難免會受到外來因素與投資因素的影響。
現實是若要達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那就真的非革命不可了,但要革命成功,卻非提升暴力水平不可;然而,提升暴力既非反對派的強項,亦不為市民所樂見。故「時代革命」不會成功。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如果革命有望成功,將來可以有一個更完美的社會,那人民的犧牲或許還有點價值。但如果革命的目標建基於虛幻,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那就不應該叫整個社會一起去冒險付出代價。
我發現政府似乎有意分心去處理一些結構性的民生問題,希望這些問題處理好之後,就可以減少暴亂的原動力。政府想着手處理的問題,一個是貧富懸殊問題,一個是年輕人的置業問題。
只有在中國,毛澤東才可以憑着他的絕對權威與肆意的任性,強行要一個民族,為了長遠的經濟利益,放棄眼前民族大義。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袖,似乎大部分都不敢這樣做。可見,香港能留到97年才回歸實屬異數。
我估計,北京會先讓反對派得逞,令有些不知好歹的激進派愈做愈過分,漸漸失去民心。歷史的經驗證明,大規模的全民對抗運動是不宜長拖的。拖長了,人民就會想恢復正常生活。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香港現時的問題已非只是對《逃犯條例》有分歧那麼簡單;而是出現了憲政危機,導致特區政府的認受性不斷受到挑戰,對單一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以必須重新檢討回歸以來整個一國兩制的定位與立論。
市民看得到公屋輪候冊上有27.2萬在排隊,而居屋的入表申請戶更有32萬戶,而政府卻只打算把每年的建屋目標定在55,000個,市民怎會覺得政府有意思去解決房屋問題。
反對派令《逃犯條例》胎死腹中,中共會認為香港的反對派已被外國的反華勢力滲透,已變成一股「反革命」力量,必須認真加以對付。屆時中共對香港的猜疑就會愈來愈重,政策會收得愈來愈緊,香港走的路就會愈來愈窄。
群眾的眼睛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雪亮,他們很多都只曉得考慮切身利益與眼前需要,而忽略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全局方面的需要,結果他們很容易被政客所蠱惑,最後作出了一個非理性的選擇。
這個世界並不完美,要提出一套更理想的改革方案並不難,有人追求民主,有人追求經濟上的公平,亦有人追求環保,都可以高舉「達義」的旗幟,若各自都以佔領馬路的形式,企圖「違法達義」,社會一定不得安寧。
緬甸民間大多數人為口奔馳,熱衷於搞政治的並不多。以為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當然可以解決人民需要面對的難題。但很多舊政府沒法解決的問題,新政府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解決。
相信政府寧願選擇用換地的方式,要原居民去政府指定的地方建丁屋。法庭只是說原居民沒有權利非要政府與他們換地不可,並沒有說政府不可以為了行政需要而選擇與原居民換地。
美國人不用生產,也可以印鈔消費,歎世界,不亦美哉?但養成這樣的習慣之後,就很難「返轉頭」。所以這個世界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壯則老」,強到某一個程度就必然會轉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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