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仁集

香港三大支柱行業僱員流失的比率，並未由香港作為先進經濟體所應致力發展的高科技知識密集行業補上，反而像眾多西方國家一樣，落入收入較低的服務業之中，尤其是零售和個人服務。

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圈，當香港經濟面臨結構性問題時，社會各界均認為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

綜合美國大選形勢及配合國家政策，筆者早前倡議本港以再工業化為第三次經濟轉型主軸，重拾增長勢頭。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扭盡六壬「美國優先」，「股市優先」，務求令股市節節上升；外交上則展開貿易戰，實施單邊主義及圍堵中國。如果特朗普順利連任，他的第二任任期對華政策只會比第一任有過之而無不及。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

全球疫情肆虐，究竟會令民粹主義惡化抑或提供一個轉捩點？

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碎片化、機械人取代發達國家工人的趨勢下，環球經濟發展將會疲弱，貧富懸殊會持續惡化，希望不至釀成下一場全球災難。

新冠病毒的蔓延給小型企業造成極大負面影響。正如我們在西班牙流感和9月11日襲擊事件中看到的，從這場瘟疫中倖存下來的企業面臨的競爭會顯著變少。

2003年沙士一役，對中國內地及全球經濟衝擊有限而且相對短暫，然而當前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則有根本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