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無能也罷了。既然港人討厭,北京又不信任,無能的林鄭政府早應引咎辭職。不辭職也罷了,好心他們也作些少謙卑狀,把尾巴夾在後腿之間,不要再扮信心滿滿、頤指氣使。禮義廉的港官,知不知道恥字怎麼寫?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
2020年6月,香港。在國安法的巨大陰影下,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法,特區官員只能含糊迴避。六四維園集會被禁止,從此消失並不為奇。香港抗爭運動會否像內地八九民運一樣,將會面對漫長的寒冬?
國安法的論述是「文攻」,意圖令中立甚至淺黃的市民離棄抗爭運動。至於國安法本身則是「武嚇」,主要作用是震懾「和理非」,促使他們與前線和勇武分化。
不論是何種原因導致武漢疫情「披露不及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是有共同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地方應該共同承擔責任,這才會解決一些官員的問責和誠信問題,也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林鄭月娥在記招為歷史教育爭議護航時,引述「南非總統曼德拉名言」:「教育的崩潰就是一個國家的崩潰」。但翻查曼德拉語錄,他雖然有大量關於教育的論述,卻從沒有說過這一句話。
請問香港特區教育局:到底什麼歷史事件不可以開放討論?鴉片戰爭不可開放討論?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也不可開放討論?還是自日本資助孫中山黃興推翻清政府、到毛澤東感謝皇軍侵略中國,百年的中日關係史,均不可討論?
如果疫情仍要持續一段頗長的日子,我們便要學習和適應這種「靈活」的生存方式:今個星期生活如常,但可能下星期又再次如臨大敵......將這種抗疫的生活模式視為「日常」。
在疫情期間,民眾和媒體的焦點轉移,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比起運動高峰期有所回落,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在這個背景考慮之下,我們反而可以說,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的下降程度,並不如想像中大。
其實疫情不斷變化,有很多嶄新和突如其來的挑戰,政府所做決定慢了或者有所偏差,不足為奇,簡單直接承認認知不足,不少市民都可以理解。弊在林鄭的高傲死性難改。
駱惠寧在中聯辦網頁撰文,說要「咬定青山不放鬆」,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要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干擾而迷惘。
我們尤其希望美國認真反思其對國際合作應對危機的態度,不要再一味指責中國等國了,因為這樣做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會激化矛盾,削弱大國合作的基礎。
陳健民作為一個溫和民主派學者,在出任「佔中」發起人之前,他與中共官員、香港當權派一直維持良好的溝通。這樣一位學者成為政治犯,既反映香港的墮落,亦反映中國的倒退。
為了防範新冠病毒傳播,各國都採取嚴格的出入境管控措施;如果所有國家都採取嚴格的入境政策保護國民,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筆者認為這不是結束,而是一種形式上更安全、更穩定的全球化的開始。
因為疫情嚴峻,香港人理性處理抗爭運動,多人參與的社會行動大為減少。但林鄭政府在抗疫上的不合格表現,在疫情嚴峻時政權仍然埋首搞鬥爭、搞分化的卑劣行為,香港人都看在眼裏,忍隱待發。
美國政府在盤算:武漢實驗室的真相若進一步透露,連結到哈佛大學化學系千人計劃的美國學術臥底,中美貿易談判的下一階段,又如何用中國瘟疫這一步活棋,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認為口罩不重要,也不是鼓勵心存僥倖或對防疫掉以輕心。能夠有充足的保護裝備固然最理想,只是現實情況往往未能盡如人意,我們就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力做好,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
香港人的恐慌有兩個非常理性的考慮,一是因為對新型冠狀病毒並無足夠認知所引起的恐慌,另一是對北京和特區政府不信任所引起的恐慌。兩個考慮加起來引致大恐慌,完全理性。
不少朋友和網友希望集氣,讓政府ASAP全面封關,並為前線醫護人員集氣。在大時代,必須自救。我們一群朋友草擬了以下聲明,希望邀請不同界別聯署,有意參與的朋友請到內文連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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