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萃

不少市民感到身心俱疲、焦慮，甚至出現抑鬱的狀況。但在這灰濛濛的環境下，我們真的絕望了嗎？

中共好幾代領導人，都明智地利用香港的國際地位為國家增值。但今天北京卻好像視這種地位為毒瘤，去之而後快。

英國人權哲學家邊沁的名言：一個有道德的領袖，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能不能在最長的時間裏，為最多數目的人，謀求並締造了最大的幸福。

過去德國都與美國保持距離，香港問題導致了突破。德國作為歐洲的龍頭，其取態有可能影響其他歐洲國家，為中國外交帶來更多壓力。

除了注重個人衛生、保持社交距離及等待疫苗面世外，我們其實可以積極地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從而減低患病及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7月19日，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豁免檢疫安排有其實際必要。聲明充分展示特區政府抗疫失誤的兩大關鍵因素：政治掛帥，永不認錯。

在香港，做明星這一行，只怕不夠Job，一天趕戲七、八組，視之為成功；三浦春馬卻覺得是負擔。這個年輕人性格內心不簡單。

若國安法執法不善，若深層次管治危機不去化解，以政治重建厲行革新、挽回廣大民心，則矛盾會愈多愈深。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

《港區國安法》不單只是涉及國家安全，也不單只是一條法例。國安法是對港政策的重大舉措，為北京全面管治香港清除制約。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認為《港區國安法》法律文本充滿國內社會主義法制的特色，與香港普通法的精神及法律語言大相逕庭。

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議會民主是否要視乎每一個國家的民族性？百分之百要。印度的宗教就是窒礙，但印度沒有國家洗腦機器；中國人無信仰，卻有洗腦工程培養出來的大面積腦殘。

無能也罷了。既然港人討厭，北京又不信任，無能的林鄭政府早應引咎辭職。不辭職也罷了，好心他們也作些少謙卑狀，把尾巴夾在後腿之間，不要再扮信心滿滿、頤指氣使。禮義廉的港官，知不知道恥字怎麼寫？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

2020年6月，香港。在國安法的巨大陰影下，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法，特區官員只能含糊迴避。六四維園集會被禁止，從此消失並不為奇。香港抗爭運動會否像內地八九民運一樣，將會面對漫長的寒冬？

修例一石激起千重浪，過去一年香港充滿暴力與仇恨，立場重於真相，理性步入黃昏，幽靈放了出來就回不到過去。信任失落下，官民形同陌路，共識政治瓦解，怎有民氣去尋求革新？

特朗普對中國的聲討給予人們一種「美國來援」的印象，卻難掩這一切都是特朗普為了尋求連任，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手段和把戲。

國安法的論述是「文攻」，意圖令中立甚至淺黃的市民離棄抗爭運動。至於國安法本身則是「武嚇」，主要作用是震懾「和理非」，促使他們與前線和勇武分化。

台灣戒嚴時代，到處都有「舉報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對於警備總部的「約談」，許多台北市民聞風色變。「約談」會造成心理壓力，以及業界和朋友圈中的互相猜疑。這樣的環境若在香港出現，是否還叫一個自由貿易港？

北京以為加強干預能夠鞏固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但愈干預，政府愈不得人心。於是把國家安全這個稻草人搬出來，汚蔑香港抗爭運動是外國干預所推動。

不論是何種原因導致武漢疫情「披露不及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是有共同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地方應該共同承擔責任，這才會解決一些官員的問責和誠信問題，也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林鄭月娥在記招為歷史教育爭議護航時，引述「南非總統曼德拉名言」：「教育的崩潰就是一個國家的崩潰」。但翻查曼德拉語錄，他雖然有大量關於教育的論述，卻從沒有說過這一句話。

近來北京之所以頻頻出手，令香港凜冬驟至，無非是看穿了民主派輕啟這「雙層賽局」戰端的重大戰略缺陷：北京在這賽局中無疑是最有利的。

台灣的前景，必然是老化的國民黨，加速凋謝，進一步邊緣化。台灣人應該擔憂的，反而是未來到底有沒有一個有效的反對黨，來制衡漸成主流的民進黨。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監警會的意見調查結果，結論只有一個：警隊不整頓、香港沒出路。

香港人有幸處於此第三大全球化，由全盛到散場的歷史關頭。西方若決定要將中國逐出，那麼由林鄭月娥這種人坐鎮的「國際金融城市」香港特區，又怎麼辦？

平情而論，政府向市民派口罩，就算不是大好事，也不應該是什麼壞事，何解會有這麼多的批評？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中國人社會一接近權力，奴才打小報告之民族劣質發酵，別有一副其他民族所無的陰狠之勁，源自中國太監文化傳統。

我們要在抗爭中堅持生活。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打贏這場持久戰。

中國在香港已經破罐破摔，採取主動，寧願殺雞取卵也要攬炒。這就是「《基本法》23條未立、《基本法》22 條先廢」的啟示。

什麼時候中聯辦一個辦事機構變成一個權力機構？什麼時候中聯辦主任一個部級官員變成有權監督「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區？

譚德塞在埃塞俄比亞出任衛生部長時，三次隱瞞國內的霍亂，委任津巴布韋暴君穆加貝為所謂「親善大使」，完全當世界輿論如無物。

最新一輪打壓是瘋狂的，而且針對的都是「和理非」人士，不會幫助政權贏取民心。

疫症令教育界面臨一場變革轉型，在這段時期內，學生的學習能力、公平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心理健康等等，到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如果疫情仍要持續一段頗長的日子，我們便要學習和適應這種「靈活」的生存方式：今個星期生活如常，但可能下星期又再次如臨大敵......將這種抗疫的生活模式視為「日常」。

這幾天已經很多老朋友接着問，武漢解封了，還不回來？我還是笑着說，把辦公室的事情交代好，把一些需要協助的人都安頓了，我便回家。

在疫情期間，民眾和媒體的焦點轉移，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比起運動高峰期有所回落，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在這個背景考慮之下，我們反而可以說，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的下降程度，並不如想像中大。

維持「一國兩制」相信仍是兩地主流共識，但應承認，維持其背後1980年代的假設不變，已不再現實。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其實疫情不斷變化，有很多嶄新和突如其來的挑戰，政府所做決定慢了或者有所偏差，不足為奇，簡單直接承認認知不足，不少市民都可以理解。弊在林鄭的高傲死性難改。

駱惠寧在中聯辦網頁撰文，說要「咬定青山不放鬆」，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要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干擾而迷惘。

武漢肺炎不只令世界經濟停頓，而且令全球化的精英大腦正常活動，停頓了兩個月。

隨着疫情初步受控，北京隨即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外交和宣傳攻勢，以對外間證明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以及封城等緊急措施對疫情遏制的作用，藉此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與體制的認受性。

對於「武漢肺炎」一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反對！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我更要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