怱怱六日,走遍四大古都,也算不枉此行。(作者提供)

河南遊記

中國有八大古都,其中四個座落於河南省︰洛陽、八朝古都開封、七朝古都安陽、夏商古都鄭州,今次一行雖然只是怱怱六日,但能走遍四大古都,也算不枉此行。

DSE政治不正確嚇壞考生?

DSE政治不正確嚇壞考生?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筆者參觀北京中學與李明老師書法交流。背景為學生作品。(作者提供)

中國的教育改革——書法列入中、小學課程

日前與副校長協會30多人到北京交流,參觀了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和北京中學。 北師大實驗小學是直屬北京師範大學,主要為教職員工子弟服務,學校運作管理、運作與北京其他小學有些不同。北師大推出的教育科研、改革教學方案、新理念的引入,均由北師大教授團隊領導,在實驗小學試行,成為北京市以致全國教育改革的先導單位,是區內首批素質教育優質學校。參觀學校時,學生的書法作品到處可見,據知原來是2017年北京全面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將誦讀、書法、傳統藝術等元素融入中小學課程教材體系。追溯源起,2013年教育部公佈把書法教育納入中小學教學體系,2015年出版了《小學書法基礎教程》,全國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教要按照要求,結合地方實際以制訂可行的實施方案。參觀期間經過書法教室,正在學習的是七、八名教師,正在學習篆刻的拓邊款方法。教師們十分投入,筆者看他們的篆刻作品都具相當水平,與他們略談,他們已學了相當時間。書法教室旁是音樂教室,在教室內也見到一疊約二、三十份內容相同的書法練習,署欵的是該教室的音樂老師。可見學校是按計劃邊推行課程邊「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形成以語文教師為主體、專兼職相結合的書法教師隊伍。」以完成教育部文件的要求。   「字乃文章衣冠」成笑話 北京中學是經北京政府批准,於2013年由朝陽區政府創辨的完全中學,四、五年間已打做成北京市重點的STEM示範單位,主理老師是北京市物理特級教師,以「單元主題教學」及「專案學習」等策略讓學生在「實踐中成長」的學習方式積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昇學生的靈性與自主管理能力。北京中學也與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般四處多是學生的書法作品,參觀的其中一處是一座四合院,環境清幽雅致,原來這兒是琴、棋、書、畫的教室,導遊的就是書法教室的李明老師,學生在日常學習以外,都要學習中國傳統的詩文、書法、傳統藝術等。教育部指出,書法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橋梁,文字的演變、書法涉及的器材物質,如:紙、筆、墨、硯,甲、竹、金、石,碑銘、尺牘、摩崖、造像都是古代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涉及文明制度、禮俗風情,可以貼近前人的文化生活,體察中華文化豐富的內涵。 筆者70年代初教中文科時,也有教授學生書法,每到長周選教唐詩一首,並裁三尺月宮殿紙書寫有關唐詩,學生也用月宮殿紙練習,中文家課就是書法一篇。星期一交書法習作時,都把學生作品貼在班房四周,常被同事取笑入了幡旗八卦陣。時有一家長約見,說他的兒子不需要寫毛筆字,因為他兒子將來接手他的生意,只要會用硬筆簽名便成。我告訴他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他沒接受我的意見,我作了專業的堅持,他兒子還是照常交書法作業。後來轉調了職,我也不教中文了。 電化時代讓書寫轉為可有可無的玩意,書法逐漸被遺忘,「字乃文章衣冠」更屬笑話,但綜觀不同文化的傳意符號,能發展成為視覺藝術,而又變化萬千的,相信只有中國的方塊字。國內把書法課列入中、小學的課程,要求小學低年級初步感受漢字美,小學高年級熟練書寫正楷字,初中階段要臨摹名家書法,高中階段要閱讀篇幅較長的傳統文化經典作品,大學階段,以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探究能力為重點。書法教育停頓三十多年,斷代情況十分明顯,專業教師嚴重短缺,對書法教育的發展有一定的制約。北京的兩所中、小學已在教師培訓上有一定的開展,若各地能有相若的理念,書法教育將有更長速的發展。但中華文化是否能如期望般發展,則有待時間的見證了。

香港的小學語文課程,也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課程,既要照顧能力的培養,也要照顧文化的承傳。(Pixabay)

美國與香港的小學寫作

假如你問我們的語文老師:「你們在語文教學的範疇中,最感困惑的哪一個範疇?」相信很多的語文老師的回應是:「寫作教學。」 老師對寫作教學的「困」,是困於學生對寫作提不起興趣、厭作、寫作基礎薄弱、文章離題或不切題、內容貧乏、未能運用所學的字詞與句式。要解決這些問題,實非易事,若學生每天只是兩點一綫(家與校),不思考,不練筆,更難。可在當下政治衝擊校園,要學生多練習他們最抗拒的長篇紙筆練習,實在是犯了「剝削了學生快樂童年」的死罪。至於老師的「惑」,那是考評局對作文評估的要求與比重,考題趨向於重視學生表達「意念」、「經歷與感受」,老師實在不知如何在課堂內給予學生相關的經歷。試看考評局過往對小六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寫作報告: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的要求,以不同的分類方法說明事理,且能舉出簡單而具體的生活例子,但沒有就提出的看法加以闡釋,內容未見充實。(考評局全港系統性評估報告2011) 在實用文方面,學生大多能按時序組織相關資料,重點敘述事件的經過,但個人感受和體會,則着墨不多(考評局全港系統性評估報告2013) 學生能大致做到切題,惟內容一般,敘事的經過比較簡單,說明的觀點也缺乏闡釋(考評局全港系統性評估報告2015) 學生的「沒有就提出的看法加以闡釋,內容未見充實」、「個人感受和體會,着墨不多」和「內容一般,敘事的經過比較簡單,說明的觀點也缺乏闡釋」實在是寫作教學的難點。目下坊間的語文教材,按教育局的指引,以主題式單元設計,單元內的寫作學習重點,多是因應單元篇章特色,安排單項的寫作技巧,要指導學生於兩教節內寫出一篇有字數要求、內容充實、闡述清晰、文從字順、有感受和體會的文章,並能運單元內所學的寫作技巧寫作,實在教老師惑然不知所措,學生更是茫茫然而馬虎了事。也許我們真的要反思,我們的寫作教學,是不是要來一次翻天覆地的革新?   兩地寫作教學比較 筆者試以美國的小學和香港小學的一道寫作題目,比較港美國兩地的小學的寫作教學,探究香港寫作教學的革新之道。 寫作題目:我的爸爸 從上表所見,美國小學的作文是透過「做、寫、說、思」以培養學生的抉擇能力、思維能力、寫作能力和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這樣的作文教學,較諸香港的「四道牆限時式」作文來得有趣,其原因是同學的寫作與社會和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香港能否改弦易轍,把現行的單篇限時寫作,改為走進社區的研究式作文?筆者相信在應試教學的大前提下,真的沒法改變,但我們可否把每學期八篇作文,改為技術學習四篇,另加一篇研究式的作文呢? 美國的初小作文又是怎樣的?由於教學的自主,美國的初小作文並沒有像香港那樣固定的從作句開始。美國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寫作形式。筆者覺得較為特別的是美國有些學校,老師會與個別同學,以談話形式,問學生一些問題,或要求學生說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學生口述,教師筆錄,然後老師把所記下的交給學生,請學生拿回家,抄一次,並於第二天向全班同學讀出來。這樣的寫作教學方式,以香港語文老師的師生對比,實難以做得到,但假若由小六學生筆錄小一學生的口述作文,那又未嘗不可。 至於小學二、三年級的作文,美國的學校,也各有不同。基於這時期的學生是建構興趣期與習慣培養期,一般學校的作文都比較多,老師的教學方法和寫作要求各有不同。筆者覺得最特別的是主題作文。進行寫作前,老師會給同學一個大概的主題,並給一些指示和啟發,然後由學生命題寫作。寫作前,老師要求孩子透過資料搜集,並在文章內附上插圖,這樣的作文,對小二及小三學生是不是很有趣? 香港的小學語文課程,也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課程,既要照顧能力的培養,也要照顧文化的承傳。語文既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我們的母語教學負載著德育教育的重任,「教作文就是教做人」,「學作文就是學做人」。近日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訪美時的藍色繡花改良版旗袍式洋裝,也許是本港小學寫作教學的改革之道——承傳文化,與時俱進。

談學校自評

談學校自評

筆者在數月前獲邀到佛山的小學帶領學校自評,其中有一次發生的事,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性急的校長 為了帶領學校自評,我已先為目標學校分享了幾節課:自評的理念、工作和效益等。大家來聽課的時候都很投入,但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學校發展組,所以每次來的學校代表都不同,今次來的是校長和副校,下次來的卻是另一批主任和老師,像瞎子摸象,變成各人都只學得一部份,未能融會貫通。 這天來到學校自評的第一個重點——訂立學校關注事項,我要求學校的行政小組一同參與。首先,我先和大家熱熱身,引領大家隨意為學校的發展發言,但我觀察到大家在發言前都會望一望校長,有壓力?可能是。第一位發言的是副校,說完了,校長滿意地點點頭,示意嘉許。到第二位主任發言,校長起初讓她說,到後來會加片言數語,代為補充「標準答案」,這時我提醒校長:「校長,不用心急,我們讓老師分享他們的想法,學校關注事項不是由校長一人決定的,是要由下而上,大家一同商議出來。」校長稍為收斂一下;到了第四位主任發言時,只見校長不停寫字,抄筆記?不是,原來是寫紙條給老師,要他們跟着說,我忍不住說:「校長,現在不是問書,我們鼓勵大家共同建設學校,為學校發展而討論,老師是我們的同伴,所以要聽他們的想法。校長,你還是出去忙一會兒自己的工作吧,相信你再回來時,我們已有共識了。」果然校長離開後,大家便開始熱烈地討論。   學校自評之道 前英國首相馬卓安曾指出領導者最緊要的事: 「首先要找同伴,接着是凝聚團體向心力,然後每個人都要知道自己負責甚麼工作,要如何去執行。剩下的,就是朝着既定目標邁進。」 學校自評不就是這樣嗎?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找同伴:記着是「同伴」,不是執行者或下屬,所以校長在制訂學校關注事項時,要細心聆聽每個同工的想法,想學校聚焦發展哪些地方?想學校在這三年來改善甚麼?大家要開心見誠地分享,只有推行大家認同的想法,大家認同的目標(common goals),才可以凝聚學校的向心力。 如何執行:雖然學校的管理團隊可能很有行政經驗,但如何執行和分工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們在訂立關注事項時,除了要訂下目標,更要分組討論,訂下細則來。我們的周年計劃書和科組計劃書便是這在要求下產生的,記着,計劃書還要訂下負責人和檢討的方法,絕不能含糊了事。 向目標邁進:既然有了共同目標和周詳計劃(Planning),接下來的便是推行(Implementation)和檢討(Evaluation)了。 香港學校十多年來堅守着這個PIE理論,學校不停自我完善,取得很好的成果。國內的學校如要透過自評來進步,首先要做的是要有包容的文化,校長要多聽老師的意見,大家成為了「同伴」,協力同心,學校才會越來越好。除了聆聽聲音的氣量,他們也要學會仔細規劃和分工,現在佛山的學校大部份都是半年前規劃學校的工作,要他們訂下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實在奢侈,所以我要求他們成立學校發展組,訂下一年的目標,因為如沒有較長遠的發展計劃,學校發展便不夠具體和聚焦。 聆聽的重要 香港政府嗎?我覺得當前的領導者也要這樣做,要用心聆聽不同界別的聲音,與市民和不同團體成了「同伴」,共同建設香港,香港人才得享安居樂業。最近我體會了一個道理:相同的意見需要聆聽,但不同的意見更要多聽!

《啟蒙》一書,原作者為英國人Charles Baker,書成於1848年。

19世紀英語教科書

早前,本欄寫了兩篇關於香港開埠時的學校教育情況,見2016年10月18日《香港開埠學校教育》及2016年11月1日《歷史的偶然:殖民地政府與香港第一份教育報告書》。兩篇文章旨在整體描述,仔細關節著墨不多。近日,偶爾收拾書櫃,無意找回《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下稱《啟蒙》)一書。該書中英並重,供19世紀中國學童初學英語所用。重看一遍,饒有趣味,亦堪一記。   小課本、大啟蒙 《啟蒙》一書,原作者為英國人Charles Baker,書成於1848年,原名為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作者Baker著作等身,一生從事聾啞教育。有感聾啞學校教科書異常缺乏,於是專為聾啞兒童編寫一連串教科書,“A circle of knowledge”即為其中的一本。這本書非常暢銷,由於題材豐富,不單成為英國皇室教育孩子的教科書,也為英國眾多殖民地採用。據稱此書前後共售出40多萬本。 《啟蒙》為“A circle of...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Pixabay)

誰主宰教育的規劃?

2017年2月27號香港教育局發表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用以取代十多年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即將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畫。新的指引要求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童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有機械式抄寫及計算」,以減少幼兒承受額外壓力。當局更訂明所有參與免費幼教的學校須循序漸進落實指引,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指標去監管幼稚園能否通過質素評核機制。 指引一出引來爭議,有人會感到小學生才學寫字太遲了,未能應付日後的學習;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幼兒過早學寫字,會影響小肌肉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想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教育的規劃上,誰是決策者?   教育規劃的主宰變成家長 從前在精英制度下,教育署的年代,教育是一個專業性皮頗高的行業;教育政策是上而下,政府制訂合適的政策,通過教育署的官員推行,因為擁有權力及專業性,引領各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執行,他們又相對家長及學生有專業地位,因此家長及學生,大多數願意接受學校政策的各樣安排; 可是,時代的改變,學校的管理產生了很多變化;學校實行了校本管理,校長及教師再也不是單向性地按教育局的指引;事實上,教育官員的專業性也再不一定高於學校的管理人員,所以順水推舟地下放權責。 同時,普及教育推行多年,令愈來愈多的家長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高於學校的教師及管理層。因此,他們對於老師的教導及建議,會開始有自己的思考及價值觀,甚至反駁學校的安排。另外,科技的普及,愈來愈多的教育資訊可以從網上找到,家長們對於老師的專業性更會作出懷疑。 總的來說,主宰教育的已不是教育局的官員或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只因為社會變得民主了,家長們的認知水平高了,社會不同媒體的影響力大了。教育規劃的主宰能力由政府轉到學校,再由老師慢慢轉變到家長上,有時家長會用群眾壓力逼使學校及相關部門對某些政策作出改善,而學校往往因為民心背向而逼不得以作出讓步及妥協。 2004年所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TSA的原意是想協助學校及教育局了解學生在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的表現,從而作出調整教育政策作出改善。可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家長反對孩子應考TSA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有時是由下而上的影響,學校的教師及教育局等都需要作出回應。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很多時候,納稅人都希望政府把自己得來稅款能用得其所。根據政府文件,2016-17的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總額為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因此,當作出教育規劃,而要撥出更多的金錢時,便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同時,在教育規劃上,社會的需求亦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現今的科技日新月異,在規劃時,會考慮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所以,教育界近年都積極推行STEM教育,即重點培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上的知識,以迎合這個世界對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及保持他們的競爭力。 現今的社會,任何一個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必須順序,反而是由多個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影響。教師不應怪責教育局領導無方,也不應嫌棄家長在教育專業上說三道四,社會也需埋怨教育做得不夠好,現在需要各持份者合力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相信每一個界別的人,都是以學生的需要作為出發點,期望往後的日子,集思廣益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學生得益。

筆者認為把傳統的四評估(兩測兩考),減少至三評估(一測兩考)的意見是值得研究的。(Pixabay)

減少評估的嘗試

學校一直以來都採行兩測兩考的評估模式,好處是簡單而平均,學年可分上下兩個學期,讓學生每隔一段時間就好好溫習一下,算是合理的安排。不過,隨著學校的發展,學校也打算作出一些改變。 因為學校不覺間已開辦了二十年了,學生的學業成績都很理想和穩定,但學校在各方面都不斷發展,學生也每多參與各類活動,例如體育、音樂、話劇、朗誦、STEM等林林總總的,因為活動、比賽、交流、服務、練習等很繁多,大部分學生都要兼顧功課和學業,不免產生一些壓力,故此,有減少測考次數的建議。   「四改三評估」的問題 筆者認為把傳統的四評估(兩測兩考),減少至三評估(一測兩考)的意見是值得研究的。首先,香港的測考和功課壓力過大是普遍的現實,社會有「贏在起號線」和「多即是好」的觀念,引至功課又深又多,測考又頻密。老師忙於改功課,出卷改卷,但卻沒有太多時間去備課施教,沒有太多空間關心學生的成長、品德的教育。再加上全港性TSA,小三及小六更忙,而小六更甚,要參加中一入學前考試(Pre-S1),十分可憐,六年級學生成為考試的機器。 不過,學校要改為三個評估的考慮很多,不單要學校大部分老師達到最大的共識,而且家長們也要大致支持。我們上一學年的末段,即六月期間曾諮詢老師的意見,當時絕大部分的老師都表示贊成,因為少了一次評估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去教學,特別是第一次評估的日期可以延後,對新入學的小一學生和剛轉到將軍澳上課的小四學生有更好的適應。雖然老師們都支持減測驗一次的大方向和原則,但對細節,如是分兩個學期,還是三個學期卻有不同聲音;而各科對於改制後如何讓家長和學生保持以往的成績水平和應付較多的測考範圍都要加以協助和改動計算成績的方法,如增加小測驗或專題研習或閱讀報告等,可說是會牽一髮,總會動全身的,各同事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家長,去年六月我們也徵詢了上一年度家教會委員的意見,而超過八成的委員大致贊成「四改三」,但最關心的也是巨體細節的安排。因為初步得到老師和家長的認同,本學年校方便繼續諮詢不同的科目,並希望各科有較清晰的方案,和相應的安排。 要討論有關安排,我們要先落實2017至18年的校曆表,老師和家長們才能容易明白和修訂有關日子。經過許多不同的嘗試,我們發覺評估日期的編排受制於兩大因素。首先是五六年級的呈分試要求的報分日期。這令到學校編排日子的空間非常有限,除非是一至四年級和五六年級的評估日期能不同的日期舉行,但卻又製造許多不便如校車、老師上課和監考、小息和午膳⋯⋯所以學校還是選擇一至六年級都在相同的日子舉行測考。因此,學校需要推行「三學段制」,意思是把全個學年較平均分為三段時段,不像從前的上下學期二分法。這樣,第二學段期間,學生需要同時使用部分上學期和部分下學期的課本,較為麻煩,但沒有太大的影響。 其次,改變了評估的日期後,很大機會影響到校際朗誦節和校際音樂節的比賽,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因為兩項比賽的日期實行多年並已固定,所以校方要有所取捨。雖然朗誦和音樂都是學校的強項,學生表現也很理想,但還是可以嘗試找其他比賽去取代的。雖然部分有所「犧牲」,但整體學生都會因而受益而也是值得的;而且有些比賽和活動會和測考有所相撞是難免的,個別比賽也許以「人工智能」去解決,例如要比賽的學生的測考提早或延後等安排等。 人普遍是有喜歡安穩不變的特性,改變會帶來不便,因為要離開安舒區,但轉變卻長遠可以帶來改善和進步。在推動「四改三評估」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不少小問題,許多細節需要盡量闡明,希望改變所帶來的利益多於損失。畢竟沒有任何方案是完美的,這個的改變是會影響每一位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工作和生活、教學安排、溫習的節奏。最重要的是全年的校曆是否理想,都會是人人關心的要事! 根據一般的變革理論,變革最重要的不是內容和對錯,而是人的因素。是人對改變的觀感和反應,如果人感到改變太大太快太急,就容易產生抗拒(resistant to change),所以學者都提出解凍的重要(unfreeze),解凍的階段可長可短,視乎不同的人,變革的過程,過程需要時間和諮詢,讓人了解變革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好處,要有足夠的耐性去說明和修改,所以改革快不了。 醞釀了一年多的「四改三」方案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四月底會諮詢家長及家教會,希望集思廣益,最後也許會有新方案和舊安排給大家去選擇,實踐民主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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